最早提出雁行模式的是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他主要是用其来分析日本棉纺工业发展模式的。日本一桥大学教授、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小岛清在深入分析战后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特点后，吸收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出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比较优势论”，将雁行模式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由此，雁行模式作为解释日本与东亚地区间的国际劳动分工、各地区产业结构相对优势由较先进的国家或地区不断向后进国家或地区转移的传导机制，被国际经济学界尤其东亚学者所普遍接受。在雁行模式中，日本被看作是雁首，处于科学技术与经济的核心地位，它通过资金技术的供应、市场吸收和传统产业的转移，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亚洲“四小龙”是雁翼，是雁阵中的承接者，它们积极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市场来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又将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身处雁尾的东盟。这样就完成了产业的“雁行模式”。在此过程中，处于雁尾的东盟对雁首日本有着很强的依附性，基本上严重依赖于日本。日本经济的好坏决定了雁翼与雁尾的发展。在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模式的引导下，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所谓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大量吸收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接受日本的产业转移，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利用相对自由贸易的国际环境，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产生了奇迹性的腾飞。这也是雁行模式曾备受推崇的原因。

虽然雁行模式在东亚经济发展中起过历史性的积极作用。但是它当初就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雁行模式作为后进国家的追赶型发展模式，作为一种动态的产业梯度转移过程，在东亚区域发展中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它往往会导致对先进国家(主要是日本)的严重依赖，往往导致后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完全受先进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与支配，容易丧失本身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主动权和独立性。一旦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特别是首雁经济出现问题，后进经济体往往来不及作出相应调整，从而形成被动局面。

第二，雁行模式理论所竭力倡导的垂直型国际分工，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对日本的附属性发展模式。虽然处于雁尾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利用日本转移的相对先进的技术，有效减少科研时间与费用，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以赢得经济发展，但如果处置不当，这种技术依赖会使后进国家丧失创新的动力，不利于后进国最终由“追赶型”发展战略向“创新型”发展战略转变，也不利于日本同这一地区建立平等合作的分工关系。这样，“追赶式”的发展模式将无法改变，各国间的差距将无法缩小，这当然不利于处于雁尾的国家和地区的长期发展。

第三，雁行模式本身在具体的操作中存在内在结构方面的缺陷。投资国与被投资国之间的产业层次的梯度转移，要求双方投资和贸易关系保持相应平衡，才能实现良性循环，否则对外投资或引进外资、产业梯度转移、对外收支平衡三者难以协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一个侧面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发展的雁行模式开始衰落，亚洲地区的“成长轴”日益增多。

首先，日本的雁首效应开始下降，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

1.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缓慢。90年代，美国取得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成功，逐步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日本也认识到，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质是经济结构的高技术化和和知识化，痛感经济发展模式应从“贸易立国”、“产业立国”转向“技术立国”。但由于日本技术进步的模式是“吸收一消化一创新模式”，没有美国那样厚实的基础研究，再加上自身对国内重化工的大规模投资而固化了以钢铁、汽车、石化、家用电器为主的产业结构，造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尴尬局面，使得产业结构调整举步维艰，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住在东亚的技术优势，日本在技术输出上采取了保守姿态，削弱了雁首对雁行模式中的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拉动效应。

2.日本国内经济衰退。自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出现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并持续了十多年之久。日本国内不良债权大量堆积，金融机构坏账达6千亿美元，居民资产价值大幅下跌，国内需求一蹶不振。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还出现自1967年石油危机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企业设备投资下降，失业率上升。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又使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遭到沉重打击，雁首的经济衰退使之无法对雁行模式中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起到领航拉动作用，雁行模式的核心与基础发生严重动摇。

3.日本国际信誉度进一步下降。一方面，日本在二战中对东亚各国所犯罪行历历在目，但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仍在百般遮掩与否定，引起了东亚各国的反感。另一方面，作为雁首的日本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亚洲经济中处执牛耳的地位，同时也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即维护亚洲经济的整体稳定性。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以其实力本应有所作为，但却不负责任地任由日元大幅度贬值，这虽然一时使日本产品提高了国际竞争力，抵消了东南亚货币贬值导致的对日产品的竞争压力，有利于日本国内经济的增长，但是却使东亚经济更为动荡，东南亚国家损失更为惨重。日本在面临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问题时选择损害别国利益以自保，导致了亚洲各国的不信任感，被认为是个不负责任的国家。这些都从事实上表明了日本雁首效应的下降。

其次，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发展中地位的日益提高对雁行模式形成挑战。由于众所周知的国际国内诸多因素，在雁行模式发展的初期与繁荣阶段，中国这个沉睡着的大国被排除在雁阵之外。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理所当然也被纳入“雁阵”中来，与东盟一些国家同处于雁尾。中国以其相对丰裕的资源优势和极其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顺应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规律，大力吸引外资，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分工，尤其是参与东亚经济的合作与竞争，在推动东亚地区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利益。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亚传统的雁行模式。从整体上看，成为亚洲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不再处于雁阵之尾，而逐步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发展的又一大“引擎”。东亚地区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不断上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表的季度报告称，东亚区域内跨国与跨地区的投资以及东亚资本市场的一体化正同迅速增长的东亚贸易同步发展，区域内贸易已经从1990年的2800亿美元猛增到1999年的7320亿美元，而区域贸易增长的原动力之一来自中国。中国正迅速成为亚洲最大的贸易市场。报告预测，2003年中国在东亚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将超过日本。

再次，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开始改变对雁行模式的过度依赖，积极寻求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模式。东南亚各国在经历了东亚金融危机以后，痛定思痛，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以找出自身国内经济结构和体制上的缺陷，并积极进行调整和改革。

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也使得指望依靠日本经济重新振作带动本国经济走出困境的东亚国家希望破灭。这使得传统的雁行模式的影响力大大减弱。东盟国家之间区域内经济合作大大加强，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加快，就是明证。

赤松要的“雁行发展理论“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其主旨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产品发展本国的产业，因此在贸易圈中势必存在不同发展层次产业结构的国家，这同时也是产业梯度转移的一个动力。东亚恰好具备了这个条件。日本是属于“配套完整的制造工厂型的发达国家”，属第一层次，它有先进技术，工业发达，资金雄厚，居东亚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地位；亚洲NIES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属第二层次，有比较先进的技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 企业 ，是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的雁身；ASEAN各国是从农业起步向发展出口型工业方向迈进的一些国家，属第三层次，有资源、劳动，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充当雁尾的角色。中国在东亚地区属于后期的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但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接受国中异军突起，不仅拥有丰富的生产要素和辽阔的市场，且迅速成为日本对东亚乃至世界投资中的主要接受国，而且与东亚经济相接轨，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东盟的新的经济增长区，属第四层次。④因此，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结构亦根据不同的发展层次采取了不同阶段的产业结构，呈现出阶梯型结构。

1.“雁行模式”的挑战一方面来自于“领头雁”日本的投资策略。作为一种投资必须强调投资的收益。以及注重发展自身的利益。因此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属于贸易主导型，以降低生产成本为主要目的。９０年代以前日本主要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宾馆、办公楼等投资少、见效快的行业。９０年代以后日本从自身利益出发在技术转让方面持谨慎保守的态度，向东亚国家经过近20年的引进日资过程，不仅没有吸收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反而导致了东亚各国产业结构的偏颇，出口产品结构的单一，造成了该地区产品结构的同化，出口竞争的激烈及经济发展战略的单一化，加深了经济增长的对外依附性。另一方面日本对该地区的投资日趋类同,如在ASEAN国家以制造业为主如矿物开采、机电、运输机械、化学等行业。一方面帮助ASEAN国家实现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且也帮助该地区实现了贸易升级；但另一方面却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并且有可能导致该地区出现类似上世纪拉美的“新型种植园化”， 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和对日外资的依赖。

2．前面提到“雁行发展模式”的基础是各国产业梯度差的存在。这个梯度差正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的 影响而日益缩小，客观上造成了“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已经持续十余年处于萧条和低迷的局面，至今无法自拔，其在经济赶超时期曾经发挥过巨大效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深陷于“制度疲劳”之中，在当前一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日本经济的黯然衰弱使其在东亚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中的领头雁地位开始动摇。其次，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加速经济赶超。如今，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东亚其他各国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正在逐步进行摆脱逐级跟进的传统模式的障碍，开始跳跃式的进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⑤日本与“四小龙”之间的分工层次差距日益缩小，同时，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加之其初步形成的从基础技术到中间技术再到高技术产业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未来也有望形成一个与日本并行的产业与经济版块。总之，由于领头雁的迷失方向，“群雁”的正在加速赶上，东亚传统“雁行模式”必然逐渐式微。

3.客观的说，“雁行模式”的危机不单来自于作为“雁头”的日本和“雁身”的NIES、“雁尾”ASEAN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其所受到的挑战还来自于“雁身”和“雁尾”之间。因为这几个地区之间的发展处于同一发展层次的经济体在对外出口上的竞争加剧。在传统垂直型分工为主的雁型模式中，处于相同和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上的国家如中国与东盟诸国之间，东亚四小龙以及四小龙与日本之间在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雷同性，这就带来了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压力与矛盾。以东盟与中国的竞争为例，由于双方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双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纺织，鞋类以及组装类 电子产品出口方面的竞争加剧之势。本地区同一层次国家之间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上的雷同性和竞争性，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在未来的稳定增长是极其不利的，最终可能带来一种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的局面。

随着东南亚 金融 危机的爆发，雁行模式引起了人们的重新审视。客观地评价，日本90年代以前，日本通过直接投资对东亚推行的“雁行模式”确实对东亚经济增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一度因此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点，其积极作用显而易见。众所周知，闻名世界的“东亚经济奇迹”，是通过大量引进外资，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来实现的。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投资国，是东亚各国引进外资，吸引技术 的主要来源国。在东亚经济起飞之时，恰是日本国内纺织业、重化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衰弱，而机械、电子等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之时，因此，，日本对东亚“加工组装型产业”的投资，不仅顺应了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成为日本出口工业制成品和中间品的：吸水池。不仅如此，这种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依次从亚洲NIES到ASAN，一直到中国不断扩张，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之一。

然而日本为了保持在东南亚的控制地位，始终把东南亚作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基。日本企业在对东亚直接投资中采取标准化或即将淘汰技术的转让，虽然暂时保持了在东亚经济中的“雁头”的地位，但同时导致了日本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国内传统产业与东亚之间的竞争的加剧。因此，当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日本不仅无法挽救东亚经济的滑坡和衰退，甚至自身难保，使国内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对东亚的直接投资也明显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雁行模式”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其结果，至今也没有形成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合作体系，更无法组成亚洲经济共同体来与欧美和北美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