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国防支出，是为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安全需要的军费支出。国防支出的目的在于加强国防建设，建立现代的国防力量，维护国家独立，保障领土完整、安全和主权不受侵犯。

实际上，国家一经建立，必须执行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防御外敌侵犯，保卫国家安全，为此就需要建立军队和军事设施。因而，国防支出与行政支出一样是国家财政的基本支出。当然，国家在国防名义下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在国防支出名义下安排的支出可能并不都是用于防御目的的。

国防支出的内容包括军队支出、后备役支出、国防科研事业费和防空经费等。它主要是直接用于军事建设的经费，包括人员经费和装备经费。 同国家管理支出相比，国防支出所提供的服务也具有纯公共商品属性和纯消费性。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需求的外生性与供给的内生性。理论上说，如果一国国防支出真正以防御为目的，决定其需求的因素主要是其国防安全风险的大小，即被侵略的概率和侵略力量的大小。对一国而言，显然，这是两个外生变量。而其他需求(包括公共需求和私人需求)往往与内生变量(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有关。对国防服务的供给来说，主要受其国力、财力的制约。第二，资本密集型，即国防服务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冷战时代结束后，加强国防建设并不是指军队的人员编制越大越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防装备投入显得日益重要。

制约国防支出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包括国内政治因素和国际政治因素。由于国防支出主要是用于防御外敌，因而同国内政治似乎并无直接关系。但是，国内政局是否稳定，各地区之间是否协调，各民族之间是否团结，老百姓对政府的服务是否认可等，实际上会影响到国防支出的规模。至于国际局势对国防支出的影响，则是不言而喻的。如前所述，影响公众国防需求的因素是外生的，国防实际上是两国间或多国间的一种博弈行为，在这种双方或多方博弈均衡中，一方的行为取决于他方。如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虽早已结束，战争的危险却依然存在，因为“热战”虽已停止，“冷战”却紧锣密鼓地进行。处在这样紧张的国际环境中，各国无疑都要做好准备，或准备侵略，或准备反侵略，使国防开支居高不下。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虽然局部战争仍然存在，但战争的危险毕竟日趋减少，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曾掀起了几次规模较大的裁军活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国防支出大多相对减少。这说明国防支出规模与国际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2、经济因素

国防支出是财政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形成的。因此，国防支出规模首先受国家财政状况的制约。通常情况下，国家财政状况越好，国防支出的规模也就可能越大。而国家财政的状况，最终又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经济发展速度越快，效益越高，用于国防支出的资源就可以更多一些。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是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二是国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比重一定的情况下，国民生产总值或财政支出的规模越大，国防支出的规模也就越大。

3、经费使用效率因素

国防服务虽不像私人商品那样可以进行直接的成本收益考察，但也是有效率可言的。私人商品的效率考核重点放在既定成本下的利润最大化，而国防服务的效率衡量则重点放在既定目标下的成本最小化。在国防的目标已定的情况下，经费使用的效率越高，国防支出的规模就可以越小，反之亦然。

4、兵员制度

一国政府在动员兵力时，可以采取完全自愿的方法，也可以采取强制性的办法。前者称为自愿兵役制，后者称为义务兵役制。两种不同的动员制度各有利弊。一般讲，义务兵役制可以有效地保证兵员供给，军事人员的薪金常常低于劳动力市场均衡时的工资水平，有助于减少直接的军事开支费用。但相应地，国家需要更多地承担他们退役后的基本生活保障，从而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自愿兵役制可以给每个适龄公民以平等选择的机会，有助于实现官兵的报酬与其机会成本的均衡，也有利于提高官兵的军事素质和部队战斗力。从总体上看，理论界更倾向于选择后一种兵役制度。

此外，一定时期的国防开支，还受物价水平、技术水平和地域因素的制约。就技术水平来说，它对国防支出的影响表现在：第一，国防服务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其发展受技术水平的制约。只有高新技术的发展才能为国防服务奠定现代化的基础。第二，国防需求的外生性决定了国防技术具有高度的排他性。因此，从根本上说，强大的国防是建立在一国自身技术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就地域因素来说，一般地，地域越是广大，国家用于保卫疆土的防卫性支出就越多。

国防支出的消费性决定了国防支出必须得到合理控制。国防支出的控制包括宏观控制和微观控制两个方面。

宏观控制是指预算控制，即控制国防预算的总体规模。国防的目的是保卫国家不受侵犯。侵犯或潜在的侵犯之敌位于何方，可能动员的侵犯力量有多大，有效地遏制这些侵犯所需的军事力量要有多大，都是可以接近准确地估计出来，而且是可以量化为各种指标的。这就为国防经费的合理确定奠定了基础。

一国可以首先确定所需的军事打击力量规模，然后为此制定军事计划和措施，再为执行这些计划和措施拟定各种可以替代的实施方案，对各个方案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比较，选定成本最小而效益最大的方案。最后，根据被选定的方案所需的资金，编制国防支出的预算。

当然，军品的成本收益考核不像民品那样直接和确定。举例来说，一枚北极星舰载导弹的制造费用比一枚陆基导弹高出50%，按直接的费用考核，理应生产陆基导弹。但考虑到遭受第一次打击后，陆基导弹可能被摧毁75%，而舰载导弹可以基本无损的情况，北极星舰载导弹的效益就可能大得多。所以，综合权衡的结果，有可能是多生产舰载导弹，而不是陆基导弹。

很多学者认为，上述办法可以广泛运用于国防经费的预算上。一是可以用于重大军事行动的资源配置，例如，面对核战争或常规战争，面对全面战争和局部战争，如何安排支出才最有效率。二是在战役安排上，可以用来进行军事的配置，如选择作战武器、军事基地、作战人员、供应通道、通讯系统等。三是可用于安排各种武器和军事工程的研究和发展。比较这三种用途，前两种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较大，因而只能估算，后一种则可以较为精确地计算。尽管这一制度尚有缺陷，但它毕竟为我们制定国防预算提供了若干可以遵循的规则。

微观控制是指国防支出的经费管理。由于对他国而言，国防具有高度的排他性，因此，国防费的具体安排一般是在高度保密状态下进行的，这使国防支出的监督和管理与一般的财政支出不同。一方面，它主要依赖健全的内部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必须寻找一种替代公众监督的外部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