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指在中国与东盟10国之间构建的自由贸易区，即“10＋1”。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东盟作为整体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建成后的自贸区将覆盖1300万平方公里，惠及19亿人口，年GDP达6万亿美元、年贸易总额超过4.5万亿美元^[1] ，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世界上由发展中国家间建立的最大的自贸区。

1997年12月，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在首次东盟－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确定了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方针。

为扩大双方的经贸交往，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1999年在马尼拉召开的第三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中国愿加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联系，这一提议得到东盟国家的积极回应。2000年11月，朱镕基总理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一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并建议在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框架下成立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就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的可行性进行研究。

2001年3月，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在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框架下正式成立。专家组围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及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关系两个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认为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东盟和中国是双赢的决定，建议中国和东盟用10年时间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建议经过中国－东盟高官会和经济部长会的认可后，于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正式宣布。2002年11月，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朱镕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标志着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启动。

《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提出了中国与东盟加强和增进各缔约方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促进货物和服务贸易，逐步实现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并创造透明、自由和便利的投资机制；为各缔约方之间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开辟新领域等全面经济合作的目标。

2004年11月，中国－东盟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规定自2005年7月起，除2004年已实施降税的早期收获产品和少量敏感产品外，双方将对其他约7000个税目的产品实施降税。

• 1991年7月，中国时任外长钱其琛出席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是为中国与东盟首次接触；
• 1992年1月，第四次东盟首脑会议正式提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
• 1999年4、5月，中国与美国、欧盟先后达成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协议；
• 2000年10月，中国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新加坡举行的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在WTO承诺基础上，建设更加互惠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倡议。
• 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在当年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拿出更为充实的议案，终于与东盟达成了自贸区共识。“10+1”宣布十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 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自贸区建设正式启动。
• 2003年温家宝接任中国国务院总理。10月7日，温家宝出席第七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成为首个加入该条约的非东盟国家。
• 2004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实施，下调农产品的关税。到2006年，约600项农产品的关税降为零。
• 2004年底，《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签署，标志自贸区建设进入实质性执行阶段。
• 2005年7月20日，《货物贸易协议》降税计划开始实施，7000种产品降低关税。
• 2009年8月15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签署，标志主要谈判结束。
• 2010年1月1日，拥有19亿人口、GDP接近6万亿美元、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
• 2010年1月7日，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庆祝仪式上，中国—东盟18个合作项目正式签约，签约金额48.96亿美元^[2]。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正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首先是中国加入WTO为双方存在的贸易投资等制度障碍扫清了道路。按照加入WTO的承诺,我国近年来大幅度降低了关税,减少并取消非关税壁垒。另外,我国的市场进一步开放,尤其是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将为包括东盟在内的国外投资者提供广阔的商机。依据我国与东盟WTO成员国的谈判承诺,对东盟产品的关税水平在5年之内将削减34-47%,快于中国关税平均削减的速度。其次是今年l月1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加快建设无疑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供了经验与参照,进而为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第三,最近东盟与中国已就南沙问题达成协议,为地区的和平发展创造了稳定的周边环境。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障碍因素

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面临着以下诸多客观上的障碍和干扰,值得双方予以关注:

第一,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投资黑洞论

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东盟国家在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而且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在经济、军事上给他们造成威胁。近年来,中国吸收外资保持了较快的发展规模,2002年实际吸收外资突破了500亿美元,而东盟各国吸收的外商投资却呈下降趋势。《日本经济新闻》曾报道,2002年上半年,流入东盟主要6个成员国的外资约为65亿美元,比2001年同期下降了60%。其中,马来西亚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由2001年同期的31亿美元骤减到5.7亿美元,降幅达80%。流入印尼和菲律宾的外资同比减少了70%,流入越南、泰国和新加坡的外资同比分别下降了56%、35%和22%。同时,许多原在东盟成员国内部的外资企业纷纷将业务转向中国。

面对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吸收外资的增多以及大量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涌入本地市场,东盟成员国内部以及周边许多国家感到了竞争的压力,“中国威胁论”等言论泛起,宣称中国的经济崛起将对该区域内的其他国家造成威胁,强大的中国很有可能将会在本地区称霸,直接影响到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东盟国家应联合起来予以对抗。

第二,东盟内部成员国间的摩擦和矛盾

归结起来,东盟内部成员国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历史积怨和领土主权争端。东盟成员国内部的领土争端一直存在,历史上越南入侵过柬埔寨,至今两国关系貌合神离。近期,马来西亚与印尼出现了关于西巴丹岛和利吉丹岛的主权争执,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之间出现了关于白礁岛的争执,印尼与菲律宾之间也发生了有关岛屿主权的争执,这些都反映出东盟内部尚缺乏地区整合的大局观念。

二是成员国内部政局不稳。东盟许多国家都是党派林立、纷争不断,有的国家军人政府当政,有的国家内阁变换频繁。另外有些国家的反政府武装及恐怖分子活动猖獗,加上近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反恐战争的刻意扩大及对伊斯兰教派和回教徒传统的敌视,造成东盟国家内部民族情绪高涨。政局的不稳定直接影响到外来直接投资,阻碍经贸活动的正常进行,客观上对区域内经济的发展以及未来自贸区的整体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三是民族宗教差异。东盟内部宗教信仰不同,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是传统的回教国家,泰国和柬埔寨则遵从佛教,菲律宾大部分国民信奉天主教,而越南和老挝则是“社会主义”体制。近年来,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抬头及回教徒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矛盾不断激化,加上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徒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宗教信仰间冲突时有发生。

第三,东盟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经贸结构的雷同化

东盟的10个成员国中,既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又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存在巨大差异。新加坡的人均GDP目前已近3万美元,而越、老、缅、柬四国还不到400美元,人均GDP相差约70倍,远远高于欧盟内部的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的30倍的差距水平。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利于成员国间经济政策的协调。

经济优势的互补性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先决条件,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而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互补性并不明显。东盟成员国大都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出口产品多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近年来又大都转向下游的电子信息产品,东盟国家在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上呈现出雷同化的特征。亚洲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东盟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投入不足、生产率低下的弊病并没有根除。

从区内贸易上看,1999年东盟成员国内部的相互出口额为819.29亿美元,占东盟全部出口额的22.2%,而同期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比重分别为54.6%和62.6%。由此看出,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盟尚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雷同化限制了东盟内部各成员国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

另外,东盟内部市场的相对狭小加重了其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东盟10国的总人口为5.3亿,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370亿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内部市场潜力较小。20世纪70到80年代,东盟国家主要是为日本生产下游的电子产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赖日本市场。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美国新经济的兴起,东盟国家的出口又开始严重依赖美国市场。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日益加强。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国内需求趋于疲软,经常项目逆差开始逐渐减少,其消极影响也开始波及到东盟国家,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随着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东盟的经济和对外贸易也相应滑落。

内部市场的狭小限制了东盟未来的发展空间,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则严重削弱了东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一旦主要的出口地区发生市场萎缩和剧烈价格波动,就会对集团内各成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第四、东盟内部缺少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主导权纷争激烈

现实情况表明,区域经济合作离不开核心经济力量的协调和引导。1995年墨西哥发生严重金融危机时,正是因为美国的全力注资解救才使得危机没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国家。区域内核心国家的职能在于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发展。而东盟成员国中这种核心国家目前尚不存在,中坚力量的缺乏降低了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东盟各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竞相贬值本国货币,造成危机在各个国家中迅速蔓延,东盟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应对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对于东盟成员国来讲,争夺主导权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印尼无论从人口还是领土面积上讲,都是第一大国,但是其经济实力的相对不足无疑影响了其大国地位和形象。多年来,印尼政府积极扩大对外交往,做“东盟龙头老大”的梦想始终没有动摇,只是目前国内纷乱的政局和不太景气的经济形势使其力不从心。马来西亚对东盟秘书处设在印尼一直耿耿于怀,2002年10月,马来西亚政府提出,“为更有效协调东盟成员国与中日韩三国在政治、经济、贸易、交通、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建议在马设立10+3秘书处,期限为5年,马政府愿提供1000万美元作为基金。但大多数成员国认为10+3秘书处与东盟秘书处在功能上有所冲突,且10+3机制的许多事情完全可以交由东盟秘书处处理,另行设立10+3秘书处没有必要。作为最发达的成员国,新加坡力图在东盟中拥有最大的发言权,但因其历来与美国及以色列等国关系密切,且经常性的单边对外交往,故其在东盟中的主导地位很难形成。

总之,核心经济领导力量的缺乏以及内部成员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将使得东盟自贸区以及东盟-中国自贸区的发展布满坎坷。

第五,东盟内部个别成员国与其他国家单独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问题

东盟自贸区主要是要求成员国相互降低关税和取消非关税壁垒,以使东盟各成员国享受到其他成员国共同的关税优惠,对各成员国与东盟外其他国家另行制定经贸政策并没有明确限制。近年来,东盟个别成员国不满足于当前东盟自贸区的进程,进而单边出动与周边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02年1月,新加坡和日本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双边贸易中99%的商品和新加坡对日出口中94%的商品予以免税,同时对农产品以外的进出口商品作了减免税规定。新加坡目前正积极与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和台湾就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频频进行洽谈。另外,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去年12月访问日本时,也表达了与日本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愿望。客观上讲,东盟个别成员与区外其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极有可能破坏东盟整体的利益,使得未与东盟建立自贸协定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通过某种捷径进入东盟市场。同时,不排除“马太效应”的发生,如更多的东盟成员国相与效仿,东盟自贸区未来发展则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变数。

第六、东盟成员国与台湾的经贸关系

长久以来,台湾一直是东盟的重要贸易伙伴,也是东盟地区重要的外资来源。根据东盟秘书处透露,2001年台湾和东盟贸易额达到400亿美元,超过东盟和中国大陆的贸易额,台湾在东盟国家的投资超过420亿美元,而中国大陆在东盟的投资与之相比则微不足道,而且每年台湾自东盟引进的劳工多达30万人。尽管东盟在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上,顾忌台湾问题,但与台湾的经贸合作仍然在不断扩大,双边“政府”内阁成员及有关组织间的低调交往也一直未曾停止。

对于台湾来说,东盟和中国大陆经济合作进程的加快,尤其是政府间的往来日益密切,必然对台湾造成极大刺激,促使台湾转变有关外交和经济政策。而且受亚洲金融危机和“9？11”事件影响,台湾经济发展速度有所下降,同时为避免被区域经济合作“边缘化”,台湾积极推行“南下政策”,亟欲与周边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力图通过“特定途径”,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目前台湾已与新加坡初步就此事做了商讨,并决定与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尽快就有关问题进行协商。另外,东盟国家中,在台湾留过学的商界人士超过4万人,尤其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其政界和商界中多有留学台湾人员,仅马来西亚就超过8000人,不言而喻,这股力量将会对台湾发展和东盟的经贸关系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目前台湾对外投资的一半投在中国大陆,为了分散投资风险,台湾正考虑加强同周边地区的经贸往来。因此,预计今后几年内,东盟与台湾的经贸合作将会有一个较快的增长。

第七,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干预

目前从贸易额上看,美国、日本仍然是东盟的主要贸易伙伴,远远超出东盟与中国的贸易水平。但是中国对东盟出口的增多,特别是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中低档日用消费品以及某些机电产品,已经成为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东盟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日益增强,使得美国备感不安。美国“东盟贸易咨询理事会”2002年2月要求布什政府坚决阻止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并要求美国政府尽快在5年内与东盟10国建立“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中国抗衡,维持其在东南亚地区的既有利益。但是,美国反恐战争扩大化已招致东盟内伊斯兰教国家的反感,客观上冲抵了美国对东盟-中国自贸区合作进程的阻碍。

作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大国,日本也希望能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核心的领导作用,但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无力整合和带动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尤其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非但没有对东盟国家提供帮助,反而大幅度贬值日元,加剧了恶性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全然没有承担起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稳定地区经济的责任,受到东亚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批评。近几年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越发严重,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摩擦频频发生,加上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势力抬头,不断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战争历史,这使东亚国家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心,其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难以发挥主导作用。

面临中国与东盟关系日益友好以及中国在东亚区域内影响力的增强,作为东亚区域内传统重要势力的美国和日本决不甘心被夺去“风头”,今后更多的介入和干预是必然的。

第八,东盟区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根据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有关条款,2003年自贸区启动后,东盟中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新加坡、菲律宾及文莱等6个成员国,一旦发现本国的产品在自贸区市场中受到影响,进而导致相关领域及行业的亏损,该成员国可以采取紧急措施予以保护。2002年4月23日,马来西亚政府对来自中国和香港地区的自行车开展反倾销调查,今年1月18日做出决定,即日起对来自中国深圳宝安自行车厂(国内唯一应诉企业)的自行车征收11.83%的反倾销税,对来自香港地区其他企业的自行车征收高达186.09%的反倾销税。这已初步反映出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会顺水顺风。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前景

尽管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充满风雨,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东盟-中国自贸区的建立充满信心。今后几年内,自贸区以及双边经贸关系将出现以下发展前景:

第一,双方的贸易将有更大的增长,贸易结构进一步合理化

随着入世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加快,特别是我国的制造业将会有快速发展,将带动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增加。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占很大比重,而这一产业多为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加工,这将导致相关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口的增多。从成本结构来看,在食品、农矿产品、能源和电子产品等方面,东盟与我国相比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因而从东盟进口石油、天然气、棕榈油、天然橡胶、热带木材等资源性初级产品以及电子电器等机电产品的零部件及半成品将会进一步增多。据分析,按照我国年均10%的进口增长测算,从东盟的进口在2005年预计将达到355亿美元,比2000年的133亿增加近1.7倍,年均增加40多亿美元。如果按照90年代以来从东盟进口增长21%的速度计算,进口数量还将大大超过上述数字。由此可见,我国入世将为东盟产品的出口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有利的机遇。与此同时,我国对东盟的出口也将保持持续的增长势头。这种增长一方面来自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另一方面来自对东盟具有潜在优势的产品。与东盟产品相比,我国纺织品、服装、鞋、食品、谷物、建筑材料等产品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这些产品的进口占东盟从我国总进口的21%,今后几年我国将仍然保持这些产品的出口优势。此外,我国的机械电子设备、精密仪器、钟表手表、车辆、金属产品和化工产品具有潜在优势,1993-1999年东盟大量增加了上述产品的进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东盟同类产品的总进口增长率,因此,在东盟市场上这些产品的份额将会继续增加。

伴随着双边贸易的增长,贸易结构也将进一步优化,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相互出口增多,机电产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将会有明显增大。

第二,双方的相互直接投资将逐步扩大

尽管目前东盟和中国都不是对方投资的主要市场,特别是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更少,但随着双方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投资壁垒的逐渐消除,相互投资将会增多。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海外投资是重要的措施,投资的重点区域今后首先将是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周边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东盟新成员国。随着我国电信、金融、保险和服务业的开放,一些较发达的东盟成员国也将扩大对我国的投资。

第三,经济合作领域将日益拓宽

随着双方自由贸易区协定谈判的正式启动和实施,双方的经济合作将进入一个全面深化发展的新阶段,服务贸易的比重将进一步加大,投资合作方式将更加多元化。另外,金融和科技领域的合作将会全面展开,特别是随着“清迈协议”的实施和“电子东盟”的启动,我国与东盟在金融、保险与电信领域的合作将更大规模地展开。基础设施的合作步伐也将加快,同时将带动相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农业、环境保护、能源、知识产权及企业之间,特别是中小企业等方面的合作也将启动,并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