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普斯1933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1955年获得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文学士学位，1959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诺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教授。菲尔普斯曾经执教于耶鲁大学和宾西法尼亚大学，1971年起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担任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纽约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协会副会长、布鲁金斯经济事务委员会资深顾问、美联储学术会议专家、美国财政部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顾问、《美国经济评论》编委等。

菲尔普斯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储蓄、公债、税收、代际公平、价格、工资、微观主体行为、资本形成、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领域——经济增长问题，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菲尔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他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菲尔普斯在上世纪60年代对当时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提出了挑战。根据当时的这一理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即此消彼长的关系。菲尔普斯指出，通货膨胀不仅与失业有关，也与企业和雇员对价格和工资增长的预期有关，从而提出了“菲尔普斯曲线”。他还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们一起研究并建立了工资与价格定价的非协同模型，运用不完全信息等理论来研究自然失业率、隐含工资合同、滞后效应与失业等重要问题。他的研究对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菲尔普斯指出，今天的经济政策是制定未来经济稳定发展政策的前提，这已成为当今许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菲尔普斯的理论在上世纪首先被运用在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中。在今天新的全球经济背景下，菲尔普斯的经济理论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这位经济学大师对中国经济也并不陌生，他曾多次访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广泛了解和研究。2004年5月，菲尔普斯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论坛上作了一个与中国经济有关的演讲。在今年5月的“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称：“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

菲尔普斯对中国经济很感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次讨论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关系时，他总是非常兴奋。他曾在演讲中称，中国经济的表现非常好，这得益于中国在过去20年来选择了非常正确的经济政策。他就中国经济特别谈了三个问题：结构性因素对就业与增长的影响、外国经济景气状况对中国的影响、经济过热与投资过热问题。今天看来，他的见解仍显示出这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深刻洞察。

在谈到结构性因素对中国就业与增长的影响时，他认为，中国必须改变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就是说，为了追赶上美国和欧洲已经掌握的更高技术水平，中国应该采取更强有力的国内政策与措施，来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以成功地过渡到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科技发展的阶段。而为了适应激励不同层次商业人士的创新计划，并从中挑选出更有商业前景的创新计划，中国将需要发展一种新型的金融机构，以向这些有商业前景的企业提供融资帮助。这些话，现在听来也很有价值。

对于中国国内一直在谈论的经济过热与投资过热问题，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持续的过度投资导致了资本存量的逐渐增长，最终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对中国政府而言，所有经济活动的过热，或者由过度投资引起的经济过热问题，只是一个短期问题。中国需要解决投资决策中的低效率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动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加强金融结构的调整。

对于国外经济景气状况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菲尔普斯认为，欧洲经济及美国当时出现的小规模衰退，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不过，他并不建议运用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来估计最近几年出现的持续衰退的影响。他认为，美国和欧洲通行的低利率，显著地影响了中国的投资膨胀。随着投资活动的增长，工资水平将上升，投资增长也会伴随着新的就业机会增加。结果，就业人数就增加了，吸引了更多来自农村地区的工人。但是当美国和欧洲经济开始复苏时，将会导致世界实际利率上升。所以，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