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农业劳动力转移[1]
2.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般规律[2]
3.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深层制约[3]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对农民就业和流动的不少束缚正在逐步解除，城乡二元结构对农业人口流动的制约渐趋弱化，不少地方都在推行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个别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动作还很大。但遗憾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仍面临着许多深层制约和现实矛盾，转移绩效不能完全展现出来。
1.农业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的制约
劳动力素质包括文化素质、适应能力、劳动技能、维权意识等。农业劳动力素质低下，使其在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过程中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既造成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出现结构失衡的矛盾，又使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增大、效率降低。同时，在短期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大量不够就业年龄的农村人口过早进入劳动力队伍，激化了农村就业矛盾，又导致大量农村新文盲不断产生，使未来农业劳动力的素质进一步趋于降低。
2.农业劳动力转移方式落后的制约 由于正式或非正式的劳动力输出组织(或职业中介)建设滞后，劳动力规范化、规模化转移程度偏低，供需对接存在相当的困难。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专业工人需求日盛的情形下，自发自主的流动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流动成本与风险，降低了进城务工预期收益。
3.农业劳动力转移中投资成本过高的制约
劳动力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转移通常伴随着投资成本或者机会成本的发生。农业劳动力的流动面临着各种流动成本，主要包括：搜寻信息的成本；由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与转移后找不到工作的概率相联系的成本；为更换工作而必须的人力资本投资；心理成本，即人们对于更换工作和生活环境而承受的心理上的压力；迁移费用，包括交通费用和在流入地居住所增加的生活费用开支。高额的流动成本抵消了一部分由劳动力流动带来的非农收入，降低了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
4.“歧视性”、“限制性”的制度制约
主要包括现行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土地制度，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农业劳动力转移。一是现行的城乡分割二元户籍制度虽然放宽了农民进城的条件，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大中城市的户口门槛依然很高。二是农民与市民在就业、住房、补贴、劳保、福利等社会保障方面仍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无法跟城市人口公平竞争。三是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基本是按人头平均分配，细碎分割，不利于土地规模经营，劳动力也就很难从农村中释放出来。
5.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导致的产业结构失衡的制约
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业化过程的推进必然创造日益增多的就业机会，诱导大量农业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进而有效地带动城市和农村经济的同步增长。但我国的情况却与此不同，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农村就业结构的显著改变，就业结构变化长期滞后于产值结构的变化。农村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对称的矛盾，直接体现为流动农民收入增长乏力，而结构偏差的产生源于特殊历史环境下的战略选择，集中计划体制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
4.农业劳动力转移矛盾的对策建议[3]
新形势下，农业劳动力转移还存在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妥善面对、正确把握和解决，这需要对政策的制定过程、现行的法律和社会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也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的有效运用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同时也要通过改进农村教育和职业培训来提高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就业能力。可行的办法是：
(1)政府政策制定方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同时适度控制人口增长，使劳动力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2)保障农民权益方面：保障农民既有的农村集体经济权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规范用工制度；建立农业劳动力免费法律援助制度。
(3)技能培训方面：倡导部门合作和社会协作机制，形成与企业联合办学机制，在培训对象上，不仅注重富余劳动力的培训，而且注重就业劳动力的培训，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
(4)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政策方面：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歧视性、限制性制度，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就业市场，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在就业身份、岗位安排、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等方面一视同仁。
(5)岗位开发方面：稳步推进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发展非农产业，鼓励民间投资，大力发展城乡民营私营个体经济；鼓励农业劳动力自主创业；开发或购买大量公益性就业岗位等。
(6)市场服务方面：建立健全公共就业信息体系，特别是就业信息收集处理和传递信息的网络体系及劳动力宏观调控体系；规范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组织管理，减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和无序性；进一步完善中介服务机构的就业服务职能；制定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