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信息理解[1]
信息理解是指将以符号为载体的信息还原为原有意义的过程。
2.信息理解的内涵[1]
3.信息理解的过程[2]
人的大脑要接受和利用信息，首先就要理解这个信息，即对信息进行解释和表征。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看，解释是将不理解的信息变为可理解信息的一个核心环节。人一旦遇到某一信息，在有着明确或模糊的目标指向时，他会去捕捉信息，经过一系列心理操作和认知操作过程，开始对信息的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人们对感受到的信息刺激加以选择和组织，在自身的经验、假设、文化背景、动机、情绪和态度等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下，在综合感受到的信息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认识图式。
解释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解释者必须有足够的作为外界刺激的相关信息，还需要搜寻自己头脑中已掌握的信息或知识，进行比较、分析、综合、评价后，形成自己对问题的认识空间，达到理解的目标。认识空间的形成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进行多次反复，直到得到合理的解释为止。同时，由于个人的知识背景、心理状态不同，对同样的信息刺激可能产生不同的认识空间，也就会产生不同的信息理解。
从信息理解的过程来看，不同的人要达到相同的信息理解尽管很困难，但如果我们对具有基本相同的知识背景的人们，根据他们可能的心理活动特点，设定某种信息刺激，是有可能达到促进信息理解的目标的。
4.信息理解中的社会心理作用[3]
传播者和受众对信息接收处理的心理不同，他们的行为反应也就不同。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对信息的接收是人的物理刺激和心理刺激感觉的过程，也就是理解，在传播学上称之为解码。这个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人们往往把以往的看法当做常识，并根据常识去认识新的事物，做出新的判断。因此，人们眼中的“外在世界”与个人理解(即心理印象)之间有相当一致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人们的理解受愿望、需要、态度、动机及其他心理因素的影响，这就是选择性理解。
在选择性理解的基础上，同时存在着其他的选择性特征，即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注意、选择性记忆。选择性接触指的是人们在接触信息时，总是愿意接触那些与自己原有态度相一致的传播信息，进而避免接触与自己意见不相符合的传播信息，因为，这样做会在受众心理上产生不和谐状态，这种不和谐状态会产生心理上的不舒服，因此，人们会努力减轻这种不和谐，以达到和谐。为了避免这种不和谐现象出现而导致心理上的不和谐，人们所采取的最有效的措施就是积极地避免接触不和谐的信息。这样就出现了选择性接触。虽然学者们对这个提法也有争议，但是，美国学者科顿(J．L．Cotton)对选择性接触研究的评审中总结性地提出：“几乎每一个研究均发现了显著的选择性接触的效果”。
选择性注意是指人们无法事先决定信息的内容，因此，人们总是倾向于关注信息中那些与自己固有观念、态度、行为相一致的，或是自己需要的、感兴趣的信息，这既是一种认知和谐心理因素，又是一种文化期待现象。例如：求职的人们关注职场上的问题以便于对自己的求职做出正确的选择；考大学的人们关注热门职业的走向以确定自己报考的大学专业；医生关注疾病、疫情等情况，以便于提高自己的技术与做好对流行病的预防；政治家们关注世界各国的政局变化，以便于调整本国的政策、外交策略等。人们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愿望去选择接触信息。
选择性记忆则是指人们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愿望、需要、态度及其他因素影响他们对信息的记忆，也就是说人们很容易记住那些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一致的、需要的信息，进而忘却那些自己不感兴趣的、不需要的信息。在记忆过程中，人们对信息的记忆是在其心理作用下形成的不同的行为反应。就像有的人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有的人则被人们称作“不长记性”的人；有的人天性乐观，在他的记忆中处处都是愉快、美好的事物，而有的人的记忆处处是事情的负面效应，由此他会感到人生、社会冷漠、灰暗。这就是人们选择性记忆心理作用的结果。
这种选择的过程被视为“四道围墙的防御，最外层的防御是选择性接触，接下来的是选择性注意，然后是选择性理解，最里层的是选择性记忆”。这四道防御线，是传播主体——人在自己心里建立起来的，它意味着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对相同的信息刺激会有不同的接触、注意、理解和记忆的过程，因此，也会产生不同的反应，这就是人的不同心理作用的结果。
就传播者而言，他们有选择性特性，他们要用高度敏感的眼光去收集与整个社会运行、社会各阶层的民众普遍相关的信息，发挥他们“守门人”的作用，以及传播的社会导向功能，向社会全体民众传递信息。因此，传播者在信息报道过程中，主要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选取信息，报道信息。传播者对待信息传播的选择性决定着他们的传播行为，他们的不同态度、动机将引发不同的传播行为，必然也会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有人提出“预防接种”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需要有较好的了解和认知，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更好地去按照现实社会环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就好比人不可能生活在无菌的环境中，他的每一次疾病都会产生抵御这种疾病的抗体，或者他可以为了预防疾病事先接种疫苗，以增强身体对疾病的免疫功能，一旦他获得了一定的免疫力，就可以更好地抵御疾病对他的侵扰。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人们不能从媒介世界中了解真实的社会，一旦有一天发现社会事实与自己认知、期待的现实相悖的话，他就会在毫无精神和物质准备的前提下，手足无措，无法直接面对，造成重大的心理创伤。相反，如果我们让人们切实地了解他们所处的实际社会环境，增强人类对各种侵害的抵御能力，那么，人类社会就会更有效地运作发展。这种预防接种是由传播活动来完成的。因此，不同的,理影响着传播者对信息的选择。
对于受众来说，首先他们具有比较明显的选择性特征，这种选择性特征影响了他们对信息的接触、注意、理解和记忆，而受众对待信息的选择性是存在差异的，这就是个体之间差异性的影响。差异性主要是指个人之间的人格差异，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待信息的认知、动机和态度的差异。例如，有一则消息，报道了一个罪犯等在银行门口，用砖头砸人进行抢劫的事件。当记者采访时，罪犯竟然说这个手段是从前一天的报纸上学来的，因为，前一天的报纸上报道了一个这样的事件。为什么其他受众没有这样学习，这样模仿，这样去做?这就是人格差异导致的对信息处理上的差异。虽然，模仿、学习是每个社会公众都具有的特性，但是，个人的差异性决定了他们会模仿、学习不同的知识、技能。
其次，受众需要了解他们的生存环境，需要通过媒介学习他们所应拥有的常识、技能，以及社会成员的资格，因此，这种需要就成为他们在传播活动中的心理基础，促使他们积极地介入到传播活动之中，这就是他们的心理动力，是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反应。
再次，受众的态度影响着传播活动。受众根据以往的经验，常常对媒介授予一定的权威性，他们将媒介视为自己的眼睛，通过媒介“拷贝”现实社会，并形成自己对社会的认知影像。这种权威性作用十分明显，在多数情况下，媒介“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怎样想时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却是惊人地成功”。例如，近年来媒介上报道的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质量问题越来越多，诸如“疯牛病”、“口蹄疫”、“瘦肉精”、“地沟油”，以及各种蔬菜水果农药含量超标、各种肉类和水产食品抗生素超标、“毒大米”、“苏丹红”，以及“三聚氰胺”等等消息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成为社会公众最担心的质量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媒介在引导公众想什么、关注什么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这种成功源于媒介传播者的引导，源于受众授予媒介的权威性，源于社会公众对从媒介世界中“拷贝”出来的现实社会的认知和反应。然而，一旦媒介世界与现实社会出现差距，就会给社会公众造成一种虚拟的假象，这种假象直接影响着公众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和反应，进而造成社会的混乱。
最后，受众的情绪直接影响着信息传播中的认知、理解和反应。有实验表明，当人们处于不同的情绪心境状态时，对相同的信息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例如，心理学家将不同心境的人们放置在各种危险现象之中，让他们对这些危险现象做出判断。结果表明，人们的不同情绪对相同的现象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当受众心境不好时，就会将这些现象看成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危险事情。例如，在美国的“9·11”事件之后，芝加哥发生了一起酒吧踩踏的伤人事件，该事件成为美国有史以来踩踏事件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究其原因，和“9·11”特定时期带给人们的心理及情绪反应密切相关，特殊时期的场域气氛，强化了人们的心境、情绪以及由这种心境、情绪而引发的对信息的误判。这就是人的情绪对信息反应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传播者和受众对信息的选择性特性决定着他们对信息做出不同的处理。各自的需要是他们获取信息的动力，情绪影响着他们对信息的认知和反应，以往的常识就是他们认知事物的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因此，传播者和受众彼此问存在着人格差异和认知差异，存在着不同的需要和动机，使他们对信息形成不同的态度，产生不同的行为。这就是社会心理在传播活动中的影响与作用，它促成了传播者和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积极互动，形成了传播者和受众对传播信息的不同行动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