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改革红利
2.改革红利的内涵[1]
红利，原本指的是股份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由股东所获得的超过股息的那部分利润，实际上就是通过“投资”而获得的利润“回报”。推而广之，由投入带来的发展可以被称之为发展红利。发展总是依赖于一定的制度条件的，但制度会带来交易成本，好的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坏的制度则会增加交易成本。改革就是对制度的一种调整和改进，是好制度取代坏制度而降低交易成本的过程，这可以说是“制度红利”。在此基础上，就容易理解什么是“改革红利”了。制度和体制机制的变革创新就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我们称之为“改革”，通过这种“投资”方式所取得的特殊“利润”——改革成果，即为改革红利。换句话说，改革红利就是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创造发展优势，提高发展效率，进而带来超过原来资源配置方式下所能获得的增量收益和回报。“改革红利”应该是制度红利和新增发展红利的叠加，是制度变化之后而获得的“多出来”的那部分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实质是由于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提高了效率和生产力。
如果将“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的概念抽象化、一般化为“价值”形态，并按照马克思的逻辑思维方法，则可以将“改革红利”称之为“盈余价值”，“盈余”即为“多出来”之意，即“改革红利”是通过改革的途径使得现有要素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而获得的“多出来”的那部分产出价值。西方经济学在阐释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时也使用了大致相同的方法，也就是除去要素数量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之外，剩余部分则是由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要素质量提高带来的“赢余”或“多出来”的部分，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在这种意义上讲，通过改革体制机制，获得超过在原来资源配置方式下财富产出的那部分价值形态，即为改革红利。
从“改革红利”的定义和本质来看，“改革红利”的内涵至少应当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层，通过体制机制变革和创新，降低制度交易成本，是创造改革红利的前提；第二层，通过要素资源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使制度红利进一步转变为发展红利，是创造改革红利的支撑；第三层，创造改革红利离不开公平公正地分配改革红利，只有做到共同创造和共同分享，才能为持续释放改革红利提供保障。
3.改革可以释放红利的原因分析[1]
从实践层面看，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出现减速趋势，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非常突出，扩内需，调结构，转方式，稳增长，惠民生，保稳定，每一项任务都很艰巨，也都离不开深化改革。例如，要健康地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涉及到一系列深层次利益关系调整和体制机制障碍，没有改革开路，没有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等制度创新，很难有序释放城镇化内需潜力。
释放改革红利不仅是发展的需要，也存在很大的潜力和空间。李克强总理在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完善过程中，靠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还有巨大潜力，让改革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还有巨大的空间”。
从政府层面来看，简政放权、深化行政体制机制改革还有很大潜力。“改革红利”的第一层含义指出，创造改革红利的前提是体制机制的变革和创新，就是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实际上是减少和放松管制，不断向企业、社会和个人放权，增强发展的自主性。一定意义上讲，我国的改革红利就是放权放出来的，就是政府职能转变转出来的。目前，政府部门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然较多，行政性审批方式在资源配置方面还占据很高地位，行政性垄断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服务型政府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因此，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潜力很大，应当成为我国未来改革攻坚战的中心环节和着力点。
从市场层面来看，要素资源的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还有巨大的潜力。“改革红利”的第二层含义指出，创造改革红利依赖于发挥市场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地支撑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实现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最重要的信号，而我国的资源性产品定价机制，还不能真实完全地反映资源价值，还不能充分发挥对经济行为、利益关系、经济活力、经济结构的积极调节引导作用，还不能为释放改革红利提高强有力的支撑。受到改革滞后影响，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还存在很大障碍，没有得到最优化配置。通过价格改革和破除垄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建立健全市场机制，还有很大的潜力，能够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从社会层面来看，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红利还有巨大的空间。“改革红利”的第三层含义指出，创造改革红利必须公平公正地分配改革红利，这是改革三十多年后利益关系变化的要求，是持续释放改革红利的保障。事实上，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红利，让改革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始终是我国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说我国前30年的改革，主要是广大人民创造改革红利的话，那么，未来三十年应当是广大人民共享改革红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