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和西欧等国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传统的李嘉图学说不再适合资产阶级维护统治和掩盖阶级矛盾的需要，经济和谐论由此应运而生。

19世纪中叶，凯里从宇宙的和谐秩序推论出经济分配规律的和谐性，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和谐的首要因素，只要提高资本积累，随着社会总产值的增加，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都会相应的共同提高。即凯里之后，巴师夏在《经济和谐》一书中，对经济和谐论作了系统的论证。他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和谐的社会组织”，其根据产生于商品的“交换”，认为任何“交换”都是“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对方工作，相互服务”的过程。这种以对等利益为基础的交换，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保持了“和谐性”。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工人都分别通过提供服务，得到地租、利息和工资；并且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各自的收入也会同时增加。为此，在“和谐的社会组织”里，是没有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的。经济和谐论的反动实质，在于它完全否认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抹杀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冲突，而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法国的巴师夏和美国的凯里则创造了“经济和谐”论或“阶级利益和谐”论，竭力宣杨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是相一致的，没有什么利害冲突，赞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公平、公正、美妙的“和谐社会”。另外，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和凯里的“阶级利益和谐”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和对工人阶级的欺骗性是非常露骨的。

实际上，巴师夏和凯里的“经济和谐” 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政治、社会矛盾明朗化、尖锐化的产物。自1825年爆发第一次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几乎每隔7-10年，欧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就发生一次这样的危机，而每次经济危机又都必然引起工人运动的高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经济规律，即资本家阶级无偿占有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规律，并不是像凯里所说的，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状况达到进一步的平等”，建立起“普遍的和彻底的均衡”，恰恰相反，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积累”：资本家阶级的巨大财富积累和工人阶级难以忍受的贫困积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它是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更具有破坏性的经济危机的总根源。

在欧洲1848年革命后的19世纪50-60年代，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被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困扰。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19世纪70年代初的普法战争，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突出表现，因而紧接着就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这是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

由此可知，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按照巴师夏和凯里所假想的“规律”走向“和谐”和“美好”，而是走向了战争。当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接连爆发了两次世界战争。历史发展的事实，无可争辩地宣告了巴师夏和凯里的“经济和谐”论的荒谬性和彻底破产。只要私有制存在，只要阶级存在，就会有剥削和压迫存在，就不可能出现巴师夏和凯里等人所宣扬的那种“和谐”社会。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即彻底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矛盾，社会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我们应当坚持并大力发展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共所有制，坚持按劳分配制度，坚持由国家和社会有计划地调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逐步缩小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消灭“三大差别”，从而为消灭阶级、实现社会平等、进入共产主义和谐社会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如果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空有其名，而另一方面又大力倡导、无节制地促使私人资本家经济恶性膨胀再膨胀，放任无政府制度泛滥，不断扩大各阶级、阶层、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那么，社会矛盾就会丛生不断，并且日益尖锐化，社会绝无和谐可言。

应当说，巴师夏和凯里的“经济和谐”论是很荒谬的。不过其中有一点还是应当引起关注的。这就是要通过逐步缩小不同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地位的差距，使社会逐步走向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