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莱斯出身贫寒家庭，当过裁缝匠，经营过成衣店，后参加工会活动。19世纪初，在英国围绕着失业和贫困的根源及其解决办法，在马尔萨斯和W.葛德文 （1756～1836）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普莱斯积极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辩护。1822年他发表了《人口原理的说明和例证》。在这部著作中，他利用许多人口统计数字力图证明：人口的增长有比生活资料增长得更快的趋势，失业和贫困是人口增长快于资本增长的后果，倘若只有人口的增长而没有资本相应的增长，实际工资就将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将沦于极端贫困和苦难之中。

普莱斯既反对葛德文把贫困和罪恶的原因完全归于社会制度，又承认适当的政治改革有助于改善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但是他认为，假如不抑制人口的增长，那么人民的生活状况也就不可能有重大的或长久的改观。他和马尔萨斯一样，始终认为人口增长有比生活资料增长得更快的趋势，并把它看作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他们都主张抑制人口增长。但马尔萨斯站在牧师立场，反对节制生育，认为避孕是违反自然和不道德的，为宗教所不允许，主张实行禁欲和晚婚的“道德抑制”。普莱斯则鼓吹用避孕等人工方法来节制生育，认为这符合人性的道德原则。他认为，采取这种生理上的预防措施，可以使一对夫妇不致生育超过他们所希望的子女的数目，使劳动供给能够经常保持在劳动需求之下，人口的数量能够经常保持在生活资料能供应的水平上，使人人都能够结婚。所有阶级的文化知识、生活舒适程度都会达到很高的水平，国家也会在财力、实力和智慧各方面达到高度的发展。

继普莱斯之后，卡莱尔、德赖斯代尔也站在马尔萨斯主义者立场，提倡用避孕方法节制生育、控制出生率，以降低人口增长。由于他们最先大力宣传用避孕等人工方法控制人口增长，并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许多国家开展了节育运动，因此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出版了许多宣传马尔萨斯主义的著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W·沃格特的《生存之路》（1949）、F·皮尔逊和F·哈珀的《世界饥荒》（1945）、J.D.赫茨勒（1895～　）的《世界人口危机》（1956）、P.R.埃利希（1932～　）的《人口爆炸》（1968）、G·泰勒的《世界末日》（1970）等等。

现代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不少的补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建立在食物和人口的简单比例关系上，现代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把马尔萨斯的公式加以扩展，强调人口增长速度太快，特别是第三世界人口增长过快，造成世界粮食危机，广泛讨论由于人口增长造成自然资源不足、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社会生活和福利水平的下降、生存空间不足、生态平衡失调、环境污染，使世界和平与安宁受到威胁，人类面临因人口增长而覆灭的危险。现代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宣扬只有节制生育，特别是只有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与增长，改变劳动人民的困苦处境和实现国际和平。毫无疑问，人口同自然资源、经济增长、生态环境、生活水平等密切相关，人口本身也存在人口素质、移民和人口投资等问题。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有必要从不同方面科学地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寻求解决办法，以促进社会发展。但研究这些关系和问题同新马尔萨斯主义不相干，也不是凡主张节制生育的都是新马尔萨斯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是站在马尔萨斯主义的立场，撇开社会制度，单纯从人的生物本性探索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危险”，片面地鼓吹人口增长给整个人类所带来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