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人是指与债权人约定，为主合同债务提供担保，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其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保证合同是主债务合同的从合同，是由债权人和保证人来订立的，而不是债务人和保证人，因为保证人的保证义务对象是债权人，设定保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债务人不履行债务造成债权人的损失无可救济，从而使债权人的权利得到更为充分的保障。保证是一种人的担保，它以人的信誉和财产来提供担保，相对来说，保证这种担保方式的风险就比较大。

保证是以人的信用和财产来为主合同债务的实现提供担保的，它要求债务人不能发行债务时，由保证人代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这就当然要求保证人必须有代为清偿债务的能力。但《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不具有完全代偿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以保证人身份订立保证合同后，又以自己没有代偿能力要求免除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代偿能力”并不是担任保证人的必要条件，不具备代偿能力的保证人所签订的保证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

何况，“代偿能力”问题，法律中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考查操作标准，在实践中债权人也难以确定保证人是否真正具有代偿能力，只能在签订具体的保证合同过程中凭其所获得的有保证人的资料来作出主观判断。而且，有可能保证人在订立保证合同时具备“代偿能力”这一条件，但借款期限及保证期间往往有较长的一段时间，在经过几年时间后，当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时保证人已经没有代偿能力了。所以《担保法》中“代为清偿债务能力”这一规定实际上只起到警示债权人注意的作用，并无多大实际操作的功用。

可以作为保证人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依照《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依《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其他组织主要包括：1、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独资企业、合伙企业；2、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联营企业；3、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4、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的社会团体； 5、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街道、村办企业。据此规定，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范围较为明确。而对于可以作为保证人的公民，依照《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依其民事行为能力不同，可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没有规定作为保证人的公民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否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可以作为保证人为他人提供担保。法律既无禁止性规定，则应理解为可以。

但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区别对待。保证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这就要求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且保证是一种单方的、义务性的合同，是代债务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如果公民不具备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又如何为债务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因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绝对不能担任保证人的，因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识别能力和判断能力上法律均不予认可。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保证人与他人订立保证合同的，可以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效力待定合同的规定来处理，即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保证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因为“行为能力限制制度在保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静态安全的同时维护了交易安全，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而《担保法》中应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担任保证人为前提。

保证人首先必须是排除主合同中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因为保证人是为了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代为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而设定的，它仅要求提供人的担保，而无须象抵押等其它担保方式要有具体的物、权利或者金钱才能提供担保，所以这种人的担保方式就要由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提供，否则将会失去保证的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自然人向金融机构贷款，由其个人投资经营的、属个体性质的经营部等私有单位来提供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不具有法人资格，仍属自然人的性质，个人经营的，以其个人所有的全部财产承担对外债务，家庭经营的，以家庭所有的全部财产承担对外债务。可见贷款人与保证人系同一自然人，这种保证实际上系自贷自保，这就有悖于法律的规定，使得保证的作用难以真正发挥，不利于实现债权人的权益。

这其中固然有借款人为借出款项而投机取巧的因素，但作为债权人的金融机构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它在贷出款项时没有严格审查保证人的主体资格，没有要求保证人提供营业执照，而仅以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上盖章、签字即成立保证。金融机构的信贷人员为了贷出款项，要求借款人必须按法律或银行内部规定提供保证人，只注重有保证人这一形式要件，而不问保证人的实质要件，缺乏履行严格审核义务，不管保证人到底是法人还是其他组织，到底有无工商登记有无主体资格，因此贷款人对这种情形的出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均没有规定债权人的审核责任，而依《合同法》来看，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的金融机构违反了注意义务，应依照过错责任原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笔者认为在《担保法》或其司法解释中应明确规定贷款方即金融机构的审核责任及其相应的罚责，以警醒金融机构的信贷人员严格履行审核保证人的资格，避免贷出的款项无法收回，最终避免国有资产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担保法》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在转贷时，一般要求国内有关主管机关负责借入，这种保证得由国家机关提供。比如：外国政府贷款的转贷，就要求借款单位提供省、直辖市。自治区或计划单列市计委的还款担保）；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最高人民法院《担保法解释》第16条规定：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为保证人的，如无其他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的情况，其所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因此，根据法律规定，除非有特殊情形，否则国家机关、公益性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均不得作为保证人为他人提供担保（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再授权范围内提供担保。最高人民法院《担保法解释》第17、18条也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以及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

村民委员会、经济联合社不属于上述禁止范围，它们依法可以作为保证人，在实践中它们为他人贷款提供保证担保的情形也屡见不鲜，这种情形多为八、九十年代农村为扶持村民个人发展果场、电厂等承包经营或办厂等私营企业，从而来发展农村经济建设而为的一种行政性行为。这种保证行为的出现不违反法律规定，却存在很多弊端。村民委员会是一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具备一定的主体资格，但它并非营利性组织，也无独立财产；而村经济联合社与村民委员会往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它虽有一定的注册资产，但经济实力也很有限。

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债权人要求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村民委员会、村经济联合社根本就不愿意承担保证责任，因为它们当时作为保证人签下合同，仅仅是为了能帮村民贷出款项，心理上根本就没有要在村民经营失败时为其偿还贷款的打算；

其次，法院一般不会去强制执行作为保证人的村民委员会、经济联合社的财产；

再者，村民委员会没有独立财产，而经济联合社也只是一个“空架子”，即使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村民委员会、经济联合社也没有多少财产可供执行，最后还是债权人吃亏，这种贷款款项都成了死帐、呆帐，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因此，村民委员会、经济联合社担任保证人的作法只是留于形式，并没有实质意义，使得保证也失去其应有的功效，法律的威信在这里也大打折扣。对于这种基层组织扶持经济的作法，笔者认为应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法，《担保法》也应将村民委员会纳入不得为贷款保证人的范畴，禁止它们为他人贷款提供保证担保；而对经济联合社提供的贷款保证也应加以一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