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简称拉美经委会》递交了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系统和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中心—外围”理论。在这份报告中，普雷维什指出：“在拉丁美洲，现实正在削弱陈旧的国际分工格局，这种格局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概念，直到最近仍继续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格局下，落到拉丁美洲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外围部分的专门任务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注：Raú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tca,Vol.7,No.1,February 1962, p.1.）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在这种“中心—外围”的关系中，“工业品”与“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并不像古典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互利的，恰恰相反，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在“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影响，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对此，普雷维什进一步指出：“从历史上说，技术进步的传播一直是不平等的，这有助于使世界经济因为收入增长结果的不同而划分成中心和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外围。”（注：Raúl Prebisch,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XLIX,May 1959,p.251.）

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实际上就是“中心—外围”体系的3个基本特征：整体性、差异性和不平等性。

“中心—外围”体系是一个统一的、动态的体系，具有整体性；

“中心—外围”之间在生产结构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中心—外围”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

对于所谓的整体性，普雷维什强调的是，无论是“中心”还是“外围”，它们都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普霄维什认为，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是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在整个世界的传播而形成的，维系这一体系运转的是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的国际分工。根据这种国际分工，首先技术进步的国家就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则沦落为这一体系的“外围”。“中心”和“外围”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是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发生和传播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对于“中心—外围”体系的差异性，普雷维什的侧重点在于强调二者在经济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他认为，技术进步首先发生在“中心”，并且迅速而均衡地传播到它的整个经济体系，因而“中心”的经济结构具有同质性和多样性。所谓的“同质性”，是指现代化的生产技术贯穿于“中心”国家的整个经济；而其经济结构的“多样性”表明，“中心”国家的生产覆盖了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在内的、相对广泛的领域。“外围”部分的经济结构则完全不同：一方面，“外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是专业化的，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源被用来不断地扩大初级产品的生产部门，而对工业制成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多依靠进口来满足。另一方面，“外围”部分的经济结构还是异质性的，即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经济部门（如生计型农业）与使用现代化生产技术、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同时存在。

“中心—外围”体系的“不平等性”，是普雷维什这一理论的第三个主要方面，也是该理论的关键和最终落脚点。普雷维什认为，从资本主义“中心—外围”体系的起源、运转和发展趋势上看，“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是不平等的。

第一，从起源上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体系，从一开始就决定丁“中心”和“外围”分别处在发展进程的不同起点上，“外围”地区从一开始就落后了。根据普雷维什的观点，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外围”关系形成以前，“中心”和“外围”当时都处在基本相同的发展水平上，彼此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有限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特别是在英国的逐步确立，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尤其在这些国家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以后，这种变化越来越大。英国率先爆发工业革命、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系以后，英国的工业品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初级产品之间逐步形成了国际分工，在这种国际分工下逐步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即“中心—外围”体系。在这种体系形成的过程中，英国作为“中心”首先享受到技术进步的好处，从一开始就处于有利地位。而广大的“外围”地区则被迫参与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分工，承担着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任务，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

第二，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趋势加深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的作用，“中心”与“外围”之间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 “中心”国家以生产和出口工业品为主，而“外围”国家则以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然而，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与工业品相比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普雷维什认为，造成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趋势的主要因素有：

(1)技术进步的利益在“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是造成后者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重要机制。在“中心—外围”体系中，技术进步首先发生在“中心”，它的工业部门容易吸收新技术，因而会提高工业生产率，使工业的要素收入增加，并使制成品价格较高。而初级产品部门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从而使初级产品的价格较低。

(2) 贸易周期运动对“中心”与“外围”的不同影响，也是“外围”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重要原因。普雷维什认为，在贸易周期的上升阶段，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价格都会上涨，但在贸易周期的下降阶段，由于制成品市场具有垄断性质，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的程度要比制成品严重得多。这样，贸易周期的反复出现，就意味着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之间价格差距的不断拉大，从而使“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

(3)在贸易周期的上升阶段，由于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和工会的压力，“中心” 国家中的工人工资会上涨，部分利润用来支付工资的增加。在危机期间，由于工会力量的强大，上涨的工资并不因为利润的减少而下调；而“外围”国家的情况则不同，由于初级产品部门工人缺乏工会组织，没有谈判工资的能力，再加上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竞争，“外围”国家的工资和收入水平会在危机期间被压低。这样，在工资成本上，贸易周期的不断运动使制成品的价格相对上升，

第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进一步加深了“中心”与 “外围”之间的不平等。普雷维什指出，在“中心—外围”体系形成初期，该体系的“动力中心”是英国，它所奉行的政策使“外围”国家和地区能够在“中心—外围”体系下获得一定发展的可能性，不对其进口的“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设置关税或非关税壁垒。英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进口系数，普雷维什估计，英国在19世纪的进口系数一直保持着30%～35%的较高水平，从而通过进口“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而使其技术进步的部分利益也转移到了“外围”国家，然而，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转移到了美国以后，“外围”国家和地区就处在了一个更加不利的地位上。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进口系数非常低。普雷维什指出：“因为自然资源丰富和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历来就是一个进口系数较低的国家。而且，这一系数还在不断地下降。当然，在英国的贸易霸权时期，这种下降对世界贸易并没有明显的影响。”（注：Raúl Prebisch,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olped Countries",pp.266-267.）不过，当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后，其进口系数的低下就会对体系的其他部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1)美国的低进口系数意味着从“外围”国家进口数量的相对较小，使“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2)美国的低进口系数进一步压低了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使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更趋恶化。普雷维什强调说，在19世纪，“主要中心的进口系数在几乎整个世纪都在不断地提高，这在‘外围’国家中就抵消了对它们的初级产品更低的需求收入弹性的影响”，因而也就部分地补偿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带给“外围”国家的不利影响。然而，美国的低进口系数便使这种部分补偿消失了，其结果当然是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

总之，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外围”体系下，“中心”与“外围”之间必然会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外围”国家始终会处在不利的地位上，这是由这种体系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

世界经济体系与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得以成立的世界经济体系之间是否有本质上的不同呢？

第一，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早已开始的历史进程，在普雷维什提出“中心—外围”理论的时代，它就已经开始。而且，根据普雷维什的看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19世纪就已经确立它的整体性，是一个由“中心”和“外围”构成的整体。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中所假定的“整体性”特征只会更加凸现。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挑战时，并不是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因此某些起步较晚的国家就更有可能被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所吞噬，从而使本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在“外围”的地位上。当然，也有一些起步较晚的国家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加速和知识经济的机遇，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从而逐步摆脱了“外围”地位，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半外围”，乃至“中心”。因此，这种整体性仍是动态的。

第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并不会因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而失效，“中心”与“外围”之间在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性仍将继续存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扩大。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心”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不仅仍呈现出同质性和多样化的特征，而且还出现了知识化和信息化，它们将以生产和出口知识产品为主；而“外围”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应对则是不同的，绝大多数“外围”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仍然将呈现出异质性和专业化的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将进一步渗透到几乎所有的“外围”国家，而市场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强者胜”的制度形式，那些处于劣势的“外围”国家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它们一方面会努力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发展一些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但另一方面则受市场机制所迫，不得不更多地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或工业品的生产和出口。因此，在它们的经济结构中必然会出现先进技术部门与技术相对落后的经济部门并存的局面，也就是所谓的异质性。更有甚者，经济全球化所日趋统一的世界经济贸易规则基本上是按照“中心”国家的利益来确定的，它不仅不利于“外围”国家改善经济结构的努力，反而会使它们落后的经济结构“永久化”。当然，应当承认，也有一些“外围”国家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抓住了知识经济的特点，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步完善本国的经济结构，从而上升为“半外围”国家或“中心”国家。

第三，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不仅没有消除“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反而使二者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心”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因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外围”国家则由于在制定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上的附属地位，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弱者”地位，它们能够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利益将是十分有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扩大“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差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8年9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占世界总人口20%的富人占有世界财富的80%，而占世界总人口10%的48个最不发达国家，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却不足1%，对外贸易额只有0.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这种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这是由“中心—外围”之间的不平等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