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因斯认为存在著一种规则：储蓄的增加是因为收入增加。他认为，真正导致储蓄增加的，是一种心理学上的法则，是因此消费是固定的，因此收入增加必然会导向储蓄的增加。但是这对人类学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假设储蓄是社会决定的，而不太可能因收入而改变，不同社会价值下，消费与储蓄所占收入比例的诠释也会大有不同，高储蓄额可能会被说成节约或具有先见之明，但在另一个地方则被认为是一种痛苦。韦伯]分析中强调的时代精神作为分析时的一个独立解释的力量，然而这是一个错误。因为精神如果不被人所信服与效忠，它就没有力量。例如在宗教改革前的英法百年战争中，奢华贵族的行为并非为了来世的信仰，而是把他的过度消费投资到理性计算下的一种炫耀性的忠诚（conspicuous loyalty）。他是为了此世，而非来世。贵族并没有一般平民商人那样自由的选择，他们必须不断地对国王宣誓效忠，任何心有二致的贵族都会被没收土地，而他们所受封的封建权力则是他们良心的代价。所有的贵族都会与其他的贵族竞争谁对教会比较慷慨。他们的后裔卖掉土地以实现他们的承诺。而买下他们土地的，却都是当时的僧侣、修士团体所购买的。

社会环境的分类，对人的储蓄行为具有极大的影响，而具适用与过去与现在。这个分类可以用来反驳自由主义宣称的，当个人自由主义兴起的，自由竞争就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但其实不是，而是每个个人更深深地陷入Grid式的分类，当个人试图要脱离Grid控制时，他就是凭运气，冒著耻辱的危险在找寻荣耀。个人主义的社会环境里，创造出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而非具有分配正义效果般的平等主义。以个人主义心理学为缺省的经济学具有两个假设前提：

１、每个人的消费行为是彼此独立的。

２、消费决策是因时间而可逆转的。

但一位经济学家Duesenberry则反对这种以凯因斯式的，以心理学为假设出发的观点。他以社会文化因素取代心理学假设，认为在个人所属母群体下，他的消费者位罝是相对的。所以，处在文化限制下的收入是会被完全消费的，只有收入超过文化的定义时，储蓄行为才会发生。他以同收入的黑人和白人为例，发现黑人的储蓄／收入比远比同收入的白人为高。他认为这是因此美国黑人的文化并不需要太多文化上的义务，因此比照白人等许多文化限制下时（中产阶级的消费观、必需要渡假等），相对的黑人的储蓄会较高。

Duesenberry的理论也有两个问题：

1、他假定储蓄是文化消费的剩余。

但是这个假定也是依文化而有不同，如一个小故事中，妻子要求行为放浪的丈夫担负起家庭费用的责任，他也照作了，但是她还是气丈夫没有爱心，那是因为她认为爱心是先存的范畴，而丈夫则认为爱心是心有余力才应该去作的事（剩余）。

２、他假定了竞争是决定消费行为的普遍法则。

和韦伯一样，他也认为储蓄是为了未来，而文化决定了消费额度占总收入的多寡时，消费是社会进行竞争的一种方式，而经过竞争，且多余下来的收入才放到储蓄里。他和韦伯一样，分开了来世与此世，现在与未来。消费是为了当下的竞争，储蓄则是为了未来的剩余。但其实在人类学的许多研究中，许多文化都抑制竞争的。另一个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认为储蓄无关道不德，而是理性，而不是文化压力。 Freidman认为，储蓄是未来的提供，而不是剩余。他认为，消费者的理性目标就是在均衡整个生涯，因此他假如他计算得当，他的存款将会提供他从退休到死亡，假如他低估了他的生命期待，那麽他不是留下太多的遗产，就是贫困到死。　

他以一整个生命期限作为分析基础，认为资本应该区分为人类永恒的资本与非人资本。人类资本指的是将当下的财富折抵到未来投资的资本。黑人(或农家)的人类资本较低，未来的风险较大，因而会召致一种谨慎的态度来面对未的的期待，所以现下的消费与现下的储蓄是与期待未来的收入相关，而与现下的收入无关。（这就是为什么农家储蓄比率比受薪家庭高的原因，因为农家的获利是不确定的，因此他必须把消费与储蓄的考量放长到整个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