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税收原则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如在中国先秦时期，就已提出平均税负的朴素思想，对土地划分等级分别征税；春秋时代的政治家管仲则更明确提出“相地而衰征”的税收原则，按照土地的肥沃程度来确定税负的轻重。西方则在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就已提出了比较明确的税收原则，如重商主义后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初步提出了“公平、便利、节省”等税收原则。但一般认为，最先系统、明确提出的税收原则是亚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即“税收公平原则，税收确实原则、税收便利原则、税收节省原则”。此后，税收原则的内容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集大成者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的“税收四方面九原则”，即财政原则，包括充分原则和弹性原则；国民经济原则，包括税源的选择原则和税种的选择原则；社会公正原则，包括普遍原则和公平原则；税务行政原则，包括确实原则、便利原则、最少征收费原则即节省原则。而在现代西方财政学中，通常又把税收原则归结为“公平、效率、稳定经济”三原则。

实际上还有多种税收原则的提法，但要数上述三种影响最大。这三种税收原则理论，不仅代表和反映了三个不同时期对税收的认识，而且基本展示了税收原则理论发展和完善的脉络。根据上述各项税收原则的内容，结合税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我们从社会、经济、财政、管理四个方面将新时期税收原则归纳为“公平、效率、适度和法治”四原则。

税收原则包括：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税收适度原则、税收法治原则。

一、亚当•斯密的税收原则

亚当·斯密的税收原则可归纳如下：

第一，税收平等原则。收税要公平合理。税收要根据个人收入不同而不同，他把不同收入的人能否负担自己的税额，作为衡量税收是否合理的标准。

第二，税收确实原则。税收要有可估性，即纳税人可以准确地预计何时需要缴纳多少税。

第三，税收简便原则。税收制度要简易可行，即有效的税收要容易计量和收纳。

第四，税收经济原则。税收管理的经济效果要好，即政府应该只用所收到的税中很少一部分支出用于管理税收。

二、中国历史上的治税原则

我国历史上的征税原则论是比较丰富的。归纳起来，大致是从四个方面的需要出发而提出来的。一是从争取民心、稳定统治秩序出发，强调征税要合乎道义、公平、为公为民等原则，二是从发展经济的需要出发，强调征税要坚持适时、有度、培养税源等原则。三是从组织财政收入出发，强调征税要采用普遍、弹性、税为民所急等原则。四是从税务管理的要求出发，强调征税要贯彻明确、便利、统一、有常规、有效益等原则。这些原则之间既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的一面。而每一原则又有其特定的意义。

（一）有义原则。即强调国家征税要合乎道义。孔子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取”。“有君子之道，其使民也义“(《论语》)。这里强调的“义”，就是要行仁政、轻徭薄赋。因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轻征赋税有利于争取民心，使统治者长治久安。所以，历代思想家都重视这一原则。

（二）有度原则。即强调国家征税要适度。《管子》一书指出，“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国虽大必危”。所以，应坚持“取于民有度”的原则(《权修》)。历代思想家都强调取民有度，但对有度的标准认识不一致，大都强调征税量不能超过人民负税能力允许的限度。

（三）有常原则。即强调国家定税要有常规，税制要相对稳定。傅玄针对魏晋时期税制兴废无常，影响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安定，指出，应坚持赋税有常的原则。 “国有定税，下供常事，赋役有常，而业不废”。而要做到“制有常”，关键在于中央决策者和地方官吏的行为规范化。傅玄强调税制稳定，但并不反对随着形势的发展对税制作必要的改革。

（四）统一原则。即全国的税政要统一。商鞅主张全国税政统一。“上一而民平，上一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就是说，国家税政统一，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没有歧视，人民就感到赋税公平，就能取信于民，官吏也不便营私舞弊了(《商君书、垦令》)。

（五）弹性原则。强调赋税的征收量有伸缩性，依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孟子反对征定额税、主张丰年多征、灾年少征。《管子》将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提出不同的年成依不同的税率征收，最坏的年成“不税”成“驰而税”(《大匡》)。 至近代，将弹性的原则作为评税的重要标准。

（六）普遍原则。强调征税的面要宽，纳税人要普遍。《周礼》提出，国中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要交纳赋税。耕田的贡九谷；经商的贡货物；从事牧业的贡鸟兽；从事手工业的贡器物；连无职业的也要“出夫布”。

（七）均平原则。强调征税中应做到的均平合理。但各思想家强调的角度不同。 一种认为，按负担能力征税才算均平合理。第二种认为，征税不分贵贱强弱，一律平等对待方算均平合理。第三种认为，征税既要坚持“横向均平”，又要坚持“纵向均平”。即能力相同的人同等纳税，能力不同的人纳不同的税。

（八）明确原则。即强调让纳税人对征税的有关规定有明确的了解。《管子》指出，让人民知道赋税征收的比重是合适的，“审其分，则民尽力也。”苏绰认为，贯彻明确的原则，对征纳双方都有利。刘晏在理财治税中，坚持了明确的原则，做到了“知所以取人不怨”(《新唐书、刘晏传》)。

（九）适时原则。强调征税所规定的时间和时限要适当。很多思想家强调征税要适时。孔子提出“使民以时”。荀况提出“无夺农时”。《管子》还认识到，纳税的时限规定应适当，时限越短，纳税人所受的损失越大。纳税人为了在规定的时限内完纳赋税，在出售产品中不得不接受商人压价的盘剥，时限越短，所受的降价损失越大。

（十）便利原则。强调定税应尽量给征纳双方以便利。《史记》载，夏禹时就注意定税中方便纳税人。“禹乃行相地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而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货币税取代了实物税，又进一步给纳税人带来便利。杨炎推行的两税法，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除均平税负、增加财政收入等目标外，还考虑了征纳双方便利的需要，简化了税制。

（十一）为公为民的原则。强调国家只能为公为民而征税。荀悦指出，国君应有“公赋而无私求”，“有公役而无私使”。丘浚强调，国家征税应“为民聚财”。凡所用度，“必以万民之安”不能“私用”(《大学衍义补》)。严复提出，赋税收入不应只供少数统治者享受，应“取之于民，还为其民”，为民兴公利、除公害 (《原富》)。

（十二）增源养本原则。强调国家治税中要重视培养税源。荀况认为，生产是财富的本源，税收是财富的末流，国家应“节其流，开其源”。司马光也强调要“养其本而徐取之”。

（十三）税为民所急原则。强调选择人民必需的生活、生产用品征税，以保证税收充沛、可靠。在战争年代或财政困难时，从组织财政收入的需要出发，统治者常采用这一原则。桑弘羊在汉武帝对外用兵时，为筹军费实行过盐铁酒专卖，寓征税于价格之中，取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刘晏也认识到：“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