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学派(new historical school)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历史学派演变而来的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派。其主要观点和旧历史学派基本一致，不过在运用历史归纳法上更趋于极端，同时更加强调论理道德和法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更加热衷于鼓吹阶级调和与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其主要代表有：洛伦茨·冯·施泰因、阿尔伯特·伊伯哈德·费里德里希·谢夫莱、阿道夫·瓦格纳等。他们建立了社会政策的税收理论体系，因此，被当时西方财政学者称为德国财政学界的三巨星。

　　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产业资本壮大,日渐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其内在矛盾开始显露。1873年的经济危机引起了中产阶级的没落，工人阶级失业和贫困，社会问题严重。德国社会民主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了工人运动。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缓和阶级矛盾，新历史学派一方面继承了旧历史学派的遗产，一方面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改良主义。他们认为只要求工人克制和节约，不能解决问题，还必须从意识形态上批判"世界主义"、"经济人"的利己心的理论前提，以及古典学派的"唯物主义"。在施穆勒等人的发起下，1872年成立了"社会政策学会"，参加这个学会的经济学家一般都属于新历史学派，也被称做"讲坛社会主义者 "。其中著名的除施穆勒、瓦格纳和布伦塔诺之外，还有A.黑尔德（1844～1880）、G.F.克纳普(1842～1926)和K.比歇尔 (1847～1930)等。

　　随着1890年俾斯麦的下台和取消反社会党人法，新历史学派存在的基础开始动摇，进入了衰退解体的过程。1883年奥地利经济学家C.门格尔发表《关于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批判历史学派不能区别理论科学、历史科学和政策实践的关系，将经济现象的历史记述和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相混淆,在方法论上缺乏理论分析和抽象,陷入了世俗的经验主义，因此缺乏"精密的方法"，放弃对"精密法则"的研究。门格尔强调理论经济学正像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一样，主张理论是经济学的中心，而历史只不过是它的辅助。施穆勒立即在《施穆勒年鉴》上发表了反批判文章《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1883)，接着门格尔又针对施穆勒的文章，发表了《德国国民经济学中历史主义的谬误》(1884)，施穆勒不予回答。他们二人之间的争论虽然就此结束，但在双方门下弟子之间却持续了20多年，学说史上称之为"方法论论争"。从此以后，历史学派逐渐衰落解体，而完成这解体过程的还有待于历史学派内部韦贝尔的批判，即所谓 "价值判断论争"。

　　韦贝尔1904年发表了《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批判施穆勒将伦理道德和经济借科学的名义混合在一起，用道德和法律来挽救经济生活中由于利己心所带来的弊端，这是在科学中渗进了"价值判断"。他主张在社会科学中应该将经验的认识与价值判断加以区分，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任务在于寻求客观真理。至于希图发现理想和规范，为实践寻求对策，这属于主观的"价值判断"问题，这里有无数的不同的价值观在斗争，只有让人们自由去选择和评价处于"诸神斗争"中的各种价值。这即是韦贝尔所提出的"价值的自由性"。他还提出"理念型"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基本概念，认为用这个基本概念和方法可以保持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的自由性"。施穆勒在1911年《国家科学辞典》第八卷中,进行了反驳,施穆勒认为各种对立的价值判断是阶级利害对立的表现，而历史的最终目的在于协调、统一在"共同福利"这一理想上，按照这个理想可以对各种价值判断作出共同评价。韦贝尔把这种主张讥笑为"伦理的进化论"，平庸之至。桑巴特、布伦塔诺等都支持韦贝尔的主张，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1902）一书中，则运用他自己的发生论的、体系论的方法研究经济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出现了空前的通货膨胀，历史学派缺乏理论,束手无策,许多经济学家都纷纷脱离历史学派，历史学派终于解体。德国的社会政策学会也在 1935年被纳粹党所镇压而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