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是由伟大的经济学家、“边际革命”三杰之一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创始的经济学学派，名称的由来，乃因身为奥地利人的门格尔当年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古斯塔夫·施莫勒就社会科学方法论进行的著名论战中，施莫勒对门格尔经济学的蔑称而起，至于门格尔本人，则自视为古典经济学的革新者。

事实上，不但是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与19世纪以来经济学中的各流派，比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学派（洛桑学派），杰文斯的数理学派，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芝加哥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等等，有着根本的不同。

这些可被主流接纳的学派或可统归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边际革命”之前由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始于瓦尔拉斯，杰文斯，至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第一个成熟高峰的新古典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并大量数学化，用研究物的运动（自然现象，简单现象）的方法研究人的行动（人类现象，复杂现象）。

奥地利学派——从方法论到诸多基本观念——所走的完全是另一条道路，它坚持认为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或人类科学（即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或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研究的是人类的有意识（有目的）行为，而非自然界物质，因而应有其自身的方法体系，决不可以是非目的论的和实证主义的。经济学作为人类科学最发达的一个分支，其分析对象并不限于所谓的经济行为。

此外，奥地利学派继承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坚持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强调最好的社会秩序是自发秩序，反对干预主义，从这个意义上，奥地利学派是古典经济学的真正后裔，它革新的是经济分析的方法和概念。与之相反，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反而常和古典经济学的这一根本立场背离，转向宏观调控和制度设计，相应的在方法上是实证主义，在技术上追求数学的计算和证明。

简单地说，古典经济学在19世纪下半叶一分为二，由于历史的偶然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和二次大战的爆发，致使奥地利学派的发展成为了潜流，其中只有哈耶克一人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主流学界、英美政界乃至普通读者中拥有巨大的声望和影响，而这不一定是因为他的经济理论，他还是一位可以写出相对通俗的名著（如《通往奴役之路》）的政治哲学家。

尽管如此，推崇奥地利经济学（Austrian economics）的精英亦从未间断，历经几代学者的完善和创新，奥地利经济学已经不受国籍语种之限，特别是传播到了英语世界，比如哈耶克就曾是撒切尔主义的理论资源。奥地利经济学在今日仍然蓬勃发展，毫不意外其重镇是在美国，这主要是由哈耶克的老师、二战后被迫移居美国的米塞斯奠定的，作为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伟大旗手，他也在理论上使奥地利经济学臻于成熟。

不过据《理性选民的神话》的作者、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说，奥地利经济学家一般不在主流期刊上发表文章，因为，事实上不管哪个学派，不使用数学的经济学论文已经难以发表了。当然，在Austrians看来，这是主流学界误入歧途，自己才是经得起考验的经济学正宗。

奥地利学派不能成为主流的更深刻的原因，也可能在于米塞斯的这段分析：“经济学不受人欢迎的原因是它对特权的后果的分析。人们不可能反驳经济学家的论证：一切特权都损害其它人或者至少其它大部分人的利益，那些受害者只有在政府答应也给他们特权时才会容忍它，然后，如果每个人都获得特权后，没人赚了而是所有人都赔了，因为劳动生产率必然会普遍下降。

但是，经济学家的告诫却被那些清楚地知道若没有特权就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得胜的贪婪的人们视而不见。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比其它人群得到更有价值的特权，或者至少能够在一定时期内阻止其它人群得到补偿性的特权。在他们眼里，经济学家只是企图破坏他们的计划的捣乱者。”

• 价值是主观的，是物对人的欲望满足的重要性；

• 价值的成因是效用加稀少性；

• 价值量的大小也只取决于边际效用的大小，与社会必要劳动无关；

• 价值产生于消费领域，不是生产资料将其价值转移予其产品，相反是产品价值赋予其生产资料以价值；

• 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或是各自提供效用的报酬，或是产生于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的不同估价，与剥削劳动毫不相干。

1871到1889年间，奥地利学派的成员，除了该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和他的两位最著名的门徒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以外，还有9名经济学家。这些影响较小的经济学家中大部分人的生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的经历同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经历如此相似，难怪他们有类似的观点了。

这9人中的7人，即古斯塔夫·克鲁斯，约翰·冯·柯莫津斯基，维克多·玛塔佳，罗伯特·迈伊尔，欧根·菲力波维奇·冯·菲力普斯堡，埃米尔·萨克斯和罗伯特·祖克坎德，都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然后有几年不在大学，多在政府任职。

他们每人都写过一本书，以取得在维也纳大学任职编外讲师的资格。此后虽然他们仍在政府中任职，但同时仍同一个奥地利大学（通常是维也纳大学）保持联系。他们大部分加入了《奥地利国民经济协会》后来他们又发表了其他一些著作，部分是为了在各自大学的提职：他们每人先被提升为副教授，后来升为正教授。

下页的表列出了奥地利学派的12名早期成员中的10人的主要经历。其他两人是鲁道夫·奥斯皮茨和里查德·李宾，他们没有进维也纳大学，未得法学博士学位，末任过编外讲师或教授。他们的经历和背景截然不同。他们同已经提到过的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学家共享维也纳学派成员的资格，仅仅是因为他们大约在同时也住在维也纳，而且对经济学感兴趣，特别是对应用边际效用思想于价值论有兴趣。

　　奥斯皮茨生于1837年7月7日，比门格尔早几年；李宾生于1842年10月10日，比门格尔晚几年。他们的学业不是转向法学和政治学，而是物理学，因此，当他们开始从事研究时，比其他维也纳经济学家更注重数学方法，在结束教学生涯后他们改而从商，奥斯皮茨还曾从政（进入议会）30年，他于1906年3月8日去世。李宾于1919年11月11日去世。他们都加入过《奥地利国民经济协会》。

　　上述9位次要作者的大量文字材料极少涉及边际效用，但他们通常又被算在边际效用学派之内，这确实令人吃惊。他们中有2人根本没有谈到边际效用，其余4人谈的也很少，只有萨克斯、奥斯皮茨和李宾写过不少有关的东西。

　　克鲁斯和玛塔佳的著作很多，但没有一本详谈过边际效用思想。他们有权被算在维也纳学派之内，主要是由于他们没有说过什么同边际效用观点相左的东西。他们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做，他们的兴趣在这个领域之外；如果在这个领域之内，他们也许会喜欢诸如劳动价值论这样相反的信念了。

　　克鲁斯的第一部理论著作是《企业利润理论》，它研究利润的性质、正当性和社会意义。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他本可说到边际效用，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提到门格尔的《原理》，但这同效用无关。大约同时他又发表了“卡尔·马克思”一文（载于《德国凡人传记》）；一年后他将此文增订出版。他以完全同情的态度详细论述了马克思的价值论。尽管他批评马克思在讨论交换价值时没有考虑物品的有用性，尽管他援引了克尼斯和谢夫勒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评，但在他对马克思的有节制的修正中没有一处提到门格尔，或提出任何类似于边际效用的思想。

　　克鲁斯的第三本书《经济模式和经济原理》为他提供了很多机会来利用他当时（1888年）已经知晓的边际效用思想，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一般地讨论了交换和价格，他虽把门格尔同涉及于《原理》的讨论联系起来，但是，除了把交换中个人的需求以一种松散的形式同个人对物品的估价结合起来以外，他并没有更接近边际效用分析的核心。

　　克鲁斯后来的著述同边际效用没有任何更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很难理解威廉·韦伯的话，他说克鲁斯“受到了门格尔的影响”。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课程中讲了些什么，不过，从下一章所列的课程表中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他常同门格尔、维塞尔、菲力普维奇和玛塔佳等人一起讲授《国民经济学》这门基本课程，因此他对边际效用的看法决不会与这些人相抵触。

　　玛塔佳的情况与克鲁斯类似。玛塔佳的第一本论利润的小书没有把自己同门格尔的观点或边际效用经济学联系起来。这本书作为“取得大学讲席资格的著作”使他得以在维也纳大学任教，后来他又转到因斯布鲁克的教席（1890－1892年）。他后来成为维也纳大学的名誉教授，但显然没有讲多少课。像克鲁斯一样，他的授课可使他谈及边际效用，但这只是一种猜想。他后来对广告特别感兴趣，还写了一本这方面的书。我们也许由此推想他会讲到效用的，因为作广告必然要涉及厂商的利润，触及个人本身的效用，但这种关联没有出现。他这本身有一个范围很广的参考书目，但没有一本涉及边际效用。玛塔佳还发表了许多其他著作，并为不同杂志写了大量论文，但是没有表现出可能把他同门格尔、庞巴维克或维塞尔联系起来的任何兴趣。他的兴趣扩及迥然不同的各种事物，例如广告、零售、分期购买和保险。

　　迈伊尔是奥地利学派中对边际效用问题做过少许论述的第一人。他在有关该问题的惟一的论文中论述了西蒙·尼尔森·派顿的“消费不断变动规律”。这篇文章显示出他对边际效用思想有坚定的认识和理解，有能力用它来分析经济现象。他没有提到门格尔，但提到维塞尔、奥斯皮茨、李宾和庞巴维克。迈伊尔过去没有讲授过这方面的课题。当然，他可能在维也纳大学讲课时借用过这种思想，但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保留下来。他后来的著述多半集中在公共财政方面。

　　对边际效用问题做过少许论述的第二位次要成员是克莫林斯基。20年间，即从他投入价值论的争论（这场争论推动门格尔开始他的著述）到他发表《孤立经济中的价值》（作为任教维也纳大学的条件）期间，克莫林斯基没有发表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这位46岁的讲师为什么要转到维也纳大学，但我们知道他与边际效用经济学的发展是并步而行的。庞巴维克发现这本书（克莫林斯基题献给门格尔）完全体现了边际效用理论的精神。克莫林斯基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论据，说明价值理论只能正确地应用于可以再生产的物品和服务，而不能用于独一无二的物品。他的这个论点基于这个假定，即不能比较来自不同种类物品的满足。根据这一点，奥斯玛·斯潘把克莫林斯基列为边际效用学派的第一位“直率的反对者”。但他决不是一个坚定的反对者，因为他再没有提出什么批评。

　　把自己著作的一部分用于边际效用的第三位奥地利经济学家是祖克坎德，他的《价格理论，特别是该理论的发展史》中有一章是关于主观价值理论的，但本书不是对边际效用论的抗辩。祖克坎德的确显示了奥地利学派的派别精神，同赞扬主观价值的优点相比，作者更愿意维护门格尔，反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不过这本书现在看来可以作为对作者所属的经济学家团体的一种评价，因为他的说法在当时是很好的。至少，克拉克在他对该书的评论中说过：“这本书是对奥地利新近经济家著作的一个很好的介绍”。

　　祖克坎德后来的著作比上述各作者的著作更经常地回到边际效用问题上。1890年他对亨利希·迪策尔对边际效用论的有力批评作了答复；他批评了威廉·斯马特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价值论导论》；他把边际效用思想加进他的布拉格的《国民经济学讲稿》；1910年他著文庆祝门格尔的70岁寿辰；同年他还写了“价格”一文，发表在《政治学袖珍辞典》上，其中用到了边际效用思想；从1910年到他去世（1926年），他没有再回到这个问题上。

　　菲力普斯堡是通常包括在边际效用学派之内，在主观价值论上写了一些东西，但为数不多的那些奥地利经济学教授中最后的一位。1893年前他没有发表过边际效用的著述，这个时限已经超过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了。如他自己所说，他虽然从1879年到1885年一直在维也纳大学学习，但完全是在斯廷的影响之下，至于对门格尔的了解，则仅限于知道他是鲁道夫王储的家庭教师。他疏远历史学派并转向边际效用学派，是在他及时阅读了庞巴维克的《资本和资本利息》之后；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于1889年问世。我们把他包括在边际效用学派之内，主要是因为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德国经济学第二代最有名的一般教程，是许多德国人了解边际效用经济学的主要来源。但德国的主要评论家从未提及其中的边际效用思想。

　　萨克斯同奥地利学派的联系，除了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以外，比其他人都更密切。我们对他的生平知之不多，无法确定他何时熟悉门格尔《原理》，何时开始研究边际效用。他可能在1870年代初接触到门格尔的《原理》，但在此后的一个长时期并没有受到该书明显的影响。

　　萨克斯在到布拉格（1879年）以前的五年间的著作同门格尔的著作无关，而且具有描述的、历史的和分析的性质。他定居布拉格后五年间发表的第一本书就表现出门格尔的影响，但不是门格尔的《原理》，而是《研究》。门格尔在后面这部著作中研究的是方法问题，而不是价值问题，因此也就没有用到边际效用思想。

　　1887年萨克斯发表了《国民经济学理论原理》，该书显示出他完全接受边际效用概念，这是庞巴维克对边际效用理论表露了类似的强烈兴趣之后的一年。从这时起萨克斯明确属于边际效用学派了。不过我们应当记得，他走上经济学之路是在门格尔《原理》问世后16年，尽管他此前曾得益于该书。

　　我们应当防止按照某些经济思想史家的看法来看待萨克斯《理论原理》的中心目标。例如格雷说：“在最初的奠基者中，第四位作者〔萨克斯〕难以反驳的要求”有如下述：“国家可以取得（用于较不急切的目的）纳税人一直更有利地使用着的货币。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它几乎可以明显地适宜于精美的维也纳糖果。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是萨克斯《理论原理》（1887年）的一个特殊贡献。他把奥地利人的思想用于国家经济学，特别用来发挥了一种赋税理论”。完全正确！但是，本书一定会让那些以为萨克斯的上述著作主要研究赋税和国家问题的人大吃一惊，因为本书对边际效用的议论颇多，而关于赋税的内容极少。

　　萨克斯这本书的成功，从任何观点来看，都只是中等的，它没有再版，但出过意大利译本。这些情况使萨克斯感到不快，据说，他辞去布拉格大学的讲席，在48岁时隐居意大利就是因为如此。

　　从《理论原理》可以看出萨克斯对它寄予厚望，他认为这是一部富于独创性的重要著作。他试图从事的这个困难任务（他认为他已经胜利完成了）不仅是要提出一种政治科学理论，该理论应与门格尔的经济理论使用同一方法，处于同一水平，而且要把它同这种经济理论联系起来，从而使社会科学达于完整。

　　尽管该书没有实现作者企望的目标，但毕竟对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个推动。他不是直接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篇研究个人和集体行为的观点，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的历史以及它们同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关系。这一篇没有触及边际效用。第二篇论述经济学家关于国家经济作用观点的理论史，与边际效用也无关。只是在长篇研讨了人类经济的各种要素（如贸易、财产、劳动分工）和对需要、物品以及劳动（我们在此开始接近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思想园地了）的一般论述之后，即到了该书接近一半时，读者才接触到价值问题以及边际效用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问题。萨克斯称赞门格尔发现了边际效用与价值的关系，称赞维塞尔选择了“边际效用”一词。他讨论了边际效用递减法则。该书后半部分首次解说了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的关系，然后转向资本于成本之类的问题。该书最后谈到了赋税，这里利用了效用思想，因而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

　　萨克斯在其《理论原理》问世后再次回到边际效用问题只有两次。1889年他在一次演讲（后以《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表）为名出版）中提到它。1892年他在论述累进税的一篇长文中用到过边际效用思想。

　　奥斯皮茨和李宾于1889年发表了《价格理论研究》。此前他们没有写过什么会使人预计到《价格理论》问世的东西。奥斯皮茨在1870年代中期以后发表的大量论述完全是关于人口问题的。而李宾显然什么也没有写。两位作者在上述著作序言中说，他们早在10年前就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但他们没有指出这兴趣从何而来，又何以保持不衰。不过我们（还是从序言中）知道他们在1888年之前已经对效用理论的文献有了了解，在这方面他们同其他经济学家是一样的。他们显然知道这些人的著作，他们是：杜能、古尔诺、杜皮特、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维塞尔、庞巴维克和劳哈兹。他们既有能力阅读杜能、古尔诺、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和劳哈兹著作中的数学部分，也有这样做的意愿；他们在这方面比其他奥地利经济学家要略胜一筹。

　　《价格理论》一书的印刷和装桢堪称范本。它对效用理论的利用同该书的形式一样完美，就其范围和小心谨慎的程度而言，在当时经济学家（除了威斯蒂德以外）的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两位作者把对以往大部分成果的完整理解、他们的数学才能、丰富的经验和才干融入了对消费经济学的精辟解说之中。本书没有受到本该受到的影响，不仅因为它所包含的数学比当时的奥地利人和其他经济学家能够接受的要多，而且因为两位作者同维也纳大学没有联系；但该书也有些令人烦恼的缺点。

　　奥斯皮茨和李宾研究的起点，从他们所想的而不是书面上的东西来说，是某个特定的长时期内（一年）个人消费和生产的总体。他们提出下述整体函数作为这种关系的最一般的表述：z＝φ（va，ea，ga，fa，sa，tgξa；vb，eb，gb，fb，sb，tgξb，……vn，en，gn，fn，sn，tgξn；μ）。在这个公式中，某人的年满足（z）取决于经济中n个物品的6个方面的因素和货币量μ，这6个方面的因素是：每个物品tgξ的预期价格，某人所消费的每种物品量v，所生产的物品量e；物品的三种不同的非消费用途（g，f，s）。这个长长的公式把消费或生产中每一种满足都包括在一起。其概括性超过了前后出现的所有表现边际效用关系的图式，但其缺点也正在于它囊括太多。奥斯皮茨和李宾开始讨论效用问题时，他们当然只谈从其基本函数引出来的比较简单的函数。

　　他们一开始描述了一种集体的总效用曲线，然后转向个人曲线以及将个人曲线合成集体曲线的方法。集体曲线和个人曲线一样，从原点开始升到顶点，然后接近于一种垂直渐进线。这种曲线所反映的显然是由于某特定物品的各种使用而带来的（z）量（在其基本函数中）的增加，假定价格（不是其他物品的数量）不变，个人的需求不变。同个人效用曲线一样，集体曲线依年消费而言也不变。我们还可以指出，与大多数效用曲线不同，所说的物品既可被消费，也可在生产中加以利用。作者用刚够补偿某人提供一定量物品所受损失的货币量来衡量效用。这个集体曲线还被用来（同相称的集体总成本函数一起）决定物品价格和消费者租金的数量。

　　接下去的一节是讨论效用曲线随着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变动的方式。每当任何其他条件（除了所谈的物品）发生变动时，生活方式就会变化，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含糊和令人吃惊的概念。下图表示一个物品对各种不同的可能的生活方式的所有总效用曲线。

　　最外层的曲线测定最大效用，即某人在对他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做了必要调整时所获得的效用。除了奥斯皮茨和李宾以外，谁也没有提出这种性质的与效用有关的曲线，尽管类似的与生产有关的曲线已有广泛的应用（奥斯皮茨和李宾也利用这种曲线，他们称其为“计划曲线”）。

　　奥斯皮茨和李宾还提出了“生活满足曲线”。这种享乐曲线不同于效用曲线之处仅在于，对某物品的零点消费来说，享乐不是零，而等于某种总的满足，它是指某消费者一年间没有这种物品可供消费时的满足。换句话说，“生活满足曲线”所表示的是某人的总满足，而不是限于来自所考察的那种物品。享乐加最初的满足等于效用。他们对影响“生活满足曲线”的各种因素作了详细的考察。

　　我们可能以为这本书会使边际效用学派的其他成员感到高兴，至少瓦尔拉斯会这样（该书多处使用的数学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困难，但对维也纳学派的更注重文字表述的成员来说就比较费解了），他也许会承认本书的价值，感谢本书对他的支持，这特别是因为该书高度赞扬产他，而且部分地利用了他的一般均衡方法。但这种期望落空了。不仅边际效用学派的其他成员对它没有表现出任何热情，而且瓦尔拉斯还对之作了不利的评论。瓦尔拉斯显然没有通读全书，充其量读了第1章，而且在对这一章的评论中，他只限于指出有6处数字上的错误，对该章无一字赞扬。在效用问题上，瓦尔拉斯责备奥斯皮茨和李宾陷进了他在《纲要》中责备杜皮特所犯的同一错误，即混同了需求曲线和效用曲线。在答复瓦尔拉斯的批评时，奥斯皮茨和李宾指出，他们假定个人对货币（或尺度）的估价是不变的，其他物品的价格也不变，在这种场合，按照瓦尔拉斯的假定，效用曲线和需求曲线是吻合的。奥斯皮茨和李宾认为，瓦尔拉斯得出他的结论，只是因为他所利用的是一种具有单一论据（该物品的量）的效用曲线，而他们所用的效用函数却包含着（如上所述）所有物品和尺度的数量。

　　帕累托和欧文·费雪感到了奥斯皮茨和李宾的影响。帕累托加入了瓦尔拉斯和上述两位奥地利人的争论。他在他的重要连载文章（总标题是“纯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考察”）的开头还提到了《价格理论》，他指出该书显示出“经济数学理论在价格理论研究中具有实际的意义。”

　　路易士·苏里于1914年将《价格理论》译成法文出版。费雪对该法文译本写了惟一的美国人的评论，他对“这本富有独创精神的著作深表谢意，事实上，正是这本书促使他开始进行认真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费雪此前在他自己的《价值与价格理论的数学研究》的序言中就已多次表露了同样的心情。他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两本书是：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奥斯皮茨和李宾的《价格理论研究》。”

　　《价格理论研究》后来还得到了一些高度赞扬。熊彼得说：“甚至在今天，它对大学生也是一笔思想和启示的财富，不过迄今只被部分地利用过。”哈奇苏作了类似评价，他说：“在我们时代，没有那部著作（甚至马歇尔和帕累托的著作也没有）对个人消费和厂商的纯粹分析以及对澄清基本假定作出了如此大量精确和独创性贡献。”

自由主义的两大经济学流派，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及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

货币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区别在于，货币主义认为，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应该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介入市场，当然，政策何时介入、怎样介入就是政府和经济学家们的事情了。奥地利学派则比较少地考虑货币问题，而是强调导致萧条的诱因，试图按照因果关系，把导致萧条的因素从复杂的经济生活中分离出来。

并且，他们坚定地认为，只有千年来从传统、社会、家庭的教化中习得的自然正义和责任伦理，可以解决经济生活的一切困境，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主义。显然，货币主义能够充分肯定政客和经济学家的存在价值，而按照奥地利学派的主张，政府和经济学家可做的事情并不多。

对于经济下行，媒体最喜欢的一种虚假解决就是联储无底线地降低利率，直到经济开始向上。这哪里错了？发行货币——通过把利率降低到市场利率之下——这种人为的经济复苏工具，是因为这确实能够带来人为的繁荣。很不幸，这种观点完全没有被很多评论者理解，因为他们没有一丁点对于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认识。

这篇文章简要地回顾了整个理论，解释了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痼疾的繁荣与衰退之不断循环。正如Salerno (1996)所言，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很多方面都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完美典范，它不仅为奥派思想提供了很多独一无二的创新观点，比如资本结构，货币理论，经济算计以及企业家。如此丰富的理论很难用一个简短的注释解释清楚（更多细节参看Rothbard [1983]）。不过，一个尝试也许也能体现出，这些相关的概念如何组合成一个一体的框架的。

人类一直面临着一个物质稀缺的世界。这意味着，理论上无限的需求并不能全部被满足。伊甸之外，我们必须劳作然后消费。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劳动力与可利用的自然资源结合。作为理性的人，人们找到了很多的解决办法，比如在劳动分工的引领下和平地合作并增进生产力，然后，私有产权下，经济算计使得不同行为的结果得以相互比较。

（这并不是说人类具有完美的预言且能够永远正确地预测到自己行为的结果，不论好坏；只有当一个人目的明确地行为——并且能够一直事先判断出相应的行为才能导致一种理想的状态——这当然能够区分出成功与失败，进而采取相应的行为。）

当然，一个简单的例子将有利于理解经济的发展，即封闭的“ 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情形。这里一个人面临的情况是他必须将自己的劳动和可利用的资源结合起来，以生产然后消费（如，食物，住处等）。例如，我用手捡起浆果，而这能够给我带来一定的消费。不论如何，如果我想要消费得更多，我必须发明一些能够增加我收集浆果的方法——如制造一跟木棍用来敲定灌木，并用一个网接住落下的浆果。

除非这些工具是自然形成的，否则我必须自己制造他们，而这就需要花一些时间——这段时间内使用老的方法，我将不能去捡浆果，因而也不能消费掉这些浆果。这样，在这段我制造了新的、预计更有效率的工具的时间内，我必须有其他方法维持自己（生活必须的消费）。这只能来源于过去贮存（即放弃掉消费）足够量的浆果，以维持我制造新的工具（更多细节参看Rothbard [1983]）。

让我们再次说明这里发生了什么：一个人并不是简单地选择消费或者生产；实际上，一个人只是选择生产某件东西而不是其他。一个人只有在生产出产品之后才能够消费，所以，全部的产品进程都包含着将来的消费。问题是，要如何选择一个更高效的工具来生产。

我更愿意从这里开始，显而易见，在相同的劳动时间里，木棒-网的系统要比徒手捡起具有更高的效率。随着固定成本——在旧的劳动方法下必须使用的劳动时间——下的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必然有什么来支付了这成本——在这里是消费。

当然，并不是所有增加劳动进程都能提高生产力。但是，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内，人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选择更长的生产进程来获得固定量的产品用以消费。在获得最终产品的进程中，一个更长的生产进程必须拥有更高的生产力才会被采用。在奥地利学派的观念里，更多的储蓄让更长的得到最终产品的生产进程得以可能。这就是储蓄的作用，进一步我们旧可以问什么决定了储蓄水平。

时间偏好解释的是人们认为当前的而不是将来的消费更具有价值。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中关键的一点就是时间偏好影响了货币系统。而这一点充满争论，考虑到这些时间偏好，其影响在繁荣-衰退的进程中制造了消费者时间偏好和企业家生产判断之间的不匹配。

让我们回到克鲁索的模型，考虑更富效率的浆果摘取器。这里约束我选择的就是我自己的时间偏好水平。如果我如此地享受当下的消费以至于增加的未来消费都不足以让我放弃现在的吃浆果，我的木棒-网系统旧不会建立。在部分银行存款保证金的背景下，印制更多的浆果券兵不会改变这个事实。

一个数值的例子，设手工摘取一天能摘得12个浆果，而且每天低于10个浆果时我才愿意去摘取。假设有一天我的时间偏好突然降低，我愿意在接下来的7天里每天储蓄2个浆果（不用考虑浆果的不可贮藏性，因为这问题在货币经济中并不适用）。这样，我将有14个浆果的储蓄。假如我每天四分之一的工作用在制作我的新工具系统上，其余四分之三的工作仍然用于旧的手工摘取。旧的生产方法每天能摘取9个浆果，而我可以用储蓄的浆果来实现每天10个浆果的消费需要。

如果我能在14天（我的储备的最长期限）完成木棒-网系统，这样一切都好，我能够享受我劳动带来的浆果（这里并没有双关语）。如果我判断错误，制作木棒-网的系统花费了比14天更长的时间，我将不得不临时暂停制作（起码是推迟了）来摘取以满足现在的消费——类似地，这依赖于我更倾向于现有的固定消费而不是将来更多的消费（这不就是时间偏好的核心么？）这里的关键点是必须有足够的财产来支持我延长生产结构，而这财产只能通过储蓄来获取。如果我们的时间偏好不能使足够的用于增加生产进程的财产成为可能，我的努力最后将会失败。

我们让例子更人为一些，设我的需求只是每天9个浆果。这样，我就能让每天四分之一的工作用于新技术而不用之前的什么临时储蓄，因为每天四分之三的工作就能够满足需求。有两件事情需要注意：第一，我的时间偏好必须从之前的每天12个浆果降到每天9个。第二，这里才是关键，我之前的储蓄能够让我花更多的时间用来制作新的生产方法，这样还能更快地适用高效的新工具。储蓄仍然是资产形成过程的关键，而储蓄由时间偏好驱动。事实上，时间偏好正式通过储蓄来表征自己。

同样的过程用储蓄来为现在的生产融资进而将来消费得更多存在于更复杂的经济。（当然，在引入了更多的个体，在劳动分工下更高的生产力增长成为可能，这样更多超过维持生计的人的储蓄将形成了资金池。）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社会中的个体都参与到满足某些“水平”的消费的生产中。为了进入更长的生产过程——当然，如该能改维持的话，这即意味着更多的产品——就需要个人节制一些消费进而另外一些人就能够维持并开发新的生产结构，在新的生产结构还无法产出打时候——这确实不是消费——同过旧打生产结构维持消费品的生产。

奥地利学派打商业周期理论最给力的地方就是认为信贷扩张会扭曲生产结构过程，扭曲体现为现存产品超过实际可承受的（至少是在某些解释中，参看Hülsmann [1998]的对于ABCT的论述）。因为（信贷扩张带来的繁荣）实际上就是一种幻象（印制出来的对于财产的所有权比不是真的对于该物具有所有权；参看Hoppe[1998]），企业家试图建设一个不考虑实际消费者时间偏好（正如储蓄下来为了购买商品）的生产结构的努力必定失败。

任何超越原始人的经济当然不会以物易物，但类似地将使用货币作为交换中介，这解决了交换过程中两种需求如何能够刚好匹配的问题。除此之外，需要强调的是货币本身也是一种货物，而且是最容易用于交换的货物。这就是说，对于任何其他人，货币都具有价值，进而能够被任何人在交换中接受。然而，货币本身一定是起源于一种直接的可用的货物并进一步称为并不直接可用的货物的（即货币）。这就是米塞斯回归理论的核心（米塞斯 [1981]；罗斯巴得 [1993],第四章）。

持有现金（在你的钱包里，在你后院的罐头中等等）并不是储蓄的形式。正如人们进行储蓄，然后现金账户会增长而时间偏好会降低。（事实上，一个人储蓄就是因为较低的时间偏好。）一个能够通过减少用于消费和生产货物的花费而增加其现金账户。而储蓄就是减少某人用于消费的花费并增加其在生产货物上的花费。

事实上，储蓄通常包含了中间媒介（如，银行）来允许其他人将其用于生产并不会改变储蓄这个事实。货币内生就是当下的货物；持有货币即购买了一个对于未来不确定性带来的不适的某种“缓解物”（参看Hoppe [1994]， [1998]对于货币本性的讨论。）借出需要的储蓄，或者对于当下货物的使用权并不能促进生产货物的购买（对于制造未来的货物当然需要消耗当前的货物），除了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以外。

关键在于货币能够让经济计算称为可能，在一个普遍单位中，对比预期的收入和潜在的支出。这就是一个人可以通过基于未来的判断进而决定是否交易其他财产来获得财产，而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无意义的——没有一个普遍单位来核定对比（交易前后的）变化。货币是一种财产，而且在一个货币系统能够使超过来现实存在的更多的财产用于生产，失败不可避免。

人们并不需要关注企业家是否正确地解读了利率。企业家都是根据未来而进行判断，当然，判断可能一直都是错误的，现在并不知道能否成功。然而，基于一个超过了实际消费的时间偏好的更大的储蓄池的幻象更容易让判断错误。这就是通过银行建立起来的银行系统——作为储蓄者和生产者或者“投资者”之间的中介——普遍存在于现在的西方世界。这个系统确保了错误的判断，虽然并没有阻止成功的；这就是普遍的伴随着经济增长的虚假的信贷膨胀。

本分析并不是坚持经济必须依赖与某些“实在”。这只是考虑了很少有主观想象能够不依赖于事实而存在。在很多生产结构集合在一个内生固有错误的系统中，一个货币系统是否造成了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的幻觉，并提供了生产财产的作用，可能要比实际情况小。不论在一个繁荣的早期阶段计划如何可行，都将不可避免地，逐渐显示出错误因为缺乏足够的财产。这就是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